“大跃进”中，我国曾放出许多农业高产“卫星”。其一，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其二，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其三，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令世人震惊！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之作了大量的报道。那么这几颗离奇“卫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卫星”一：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高产7320斤
《人民日报》1958年7月12日的报道说：
据新华社郑州11日电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14640斤，平均亩产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3000斤以上的第29颗“卫星”。……
这二亩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1486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
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1958年6月18日，与西平邻近的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了小麦亩产3520斤的“卫星”，这时，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1958年7月初，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该县的和平农业社属于高产区，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最后，和平社报出了亩产1100斤，这才勉强过关。随后，西平县委召开庆丰收大会，对和平农业进行表彰奖励。
虽然和平社大着胆子报出了小麦亩产1100斤，但这个数字还不到遂平小麦“卫星”产量的三分之一。为了放出超过遂平的“卫星”，西平县又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还是报小麦产量。会上，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在大会上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486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斤)，全部拉到那块所谓的“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所谓“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
“卫星”二：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的“天下第一田”
先请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的报道：
新华社武汉11日电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1.016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侯尚武；此外，还有麻城县各乡、社代表共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
那么，这“天下第一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建国一社放这颗“卫星”之前，各种粮食生产“卫星”早已放出，其中湖北省的“卫星”就不少。这年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麻城县在放高产“卫星”上也不甘落后。例如，7月25日的《麻城报》报道说，该县前进五社早稻亩产5656.2斤。8月初，麻城白果区召开早稻高产现场会。此前，白果区下辖的梁家畈乡燎原四社放出了早稻亩产10237.127斤的“卫星”，会议对其给予了表彰，当场发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会上，麻城县委书记处一位书记问生产一向搞得不错的建国一社社主任：“人家早稻亩产都搞到了1万多斤，你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出来呀？”被县委领导这样一点名，这位社主任只得硬着头皮回答说：“我们有点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
既然在县委领导面前表了态，建国一社已是骑虎难下，“卫星”不能不放，而且产量必须超过燎原四社才行。会议结束后，建国一社社主任找社会计商量放“卫星”的问题。会计问社主任：燎原四社亩产1万多斤的“卫星”是如何放的？社主任回答说：看样子是别处成熟了的稻子移并到一起的。会计一听，马上说：他们能把禾苗移并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社主任也觉得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于是，他们选择了第二生产队的一块面积为1.016亩的稻田，作为试验田。据8月18日的《湖北日报》报道，这块试验田先深翻了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氨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如此这般之后，建国一社向麻城县委报告说，他们将发射一颗亩产超过30000斤的“卫星”。麻城县委又向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作了汇报。于是，省、地、县三级联合组成高产验收团，来到建国一社进行“卫星”验收，随同一道来的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和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大字标题。
“卫星”三：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报道说：
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引者)。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140217斤4两。
这颗超级大“卫星”是这样发射升空的：
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每亩36956斤的“卫星”放出后，广西环江县委主要负责人决心放出一颗更大的“卫星”，并提出了“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的口号。环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柳州地委一些领导的支持。地委有一位领导还暗示说：“湖北亩产3万斤的卫星是把多亩稻子移并到一块地里的。全国卫星一亩没有10万斤恐怕放不出去。”
随后，环江制定了放“卫星”的具体实施方案，并选择城关农业社的一块面积为1.13亩的试验田作为“卫星”田，让社员先将田里的禾苗全部拔出，再进行深耕并施放大量的各种肥料。接着，组织社员及县直机关的干部和正在县城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共计近千人，从城管和三乐两个大队100多亩中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苗带泥移并到试验田里。由于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多，为了使禾苗不致倒伏，就采取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的办法，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移并到一起的禾苗太密，就将喷雾器改装成小型的鼓风机，由十多个人日夜轮流鼓风。为了保证试验成功，县里还在现场设立了指挥部，安装了电话机，派干部在田边日夜守护。
这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将要发射一颗亩产超过10万斤的中稻“卫星”。自治区和地区对此十分重视，特地向各新闻单位和有关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请其进行现场采访，还组织了一些部门的干部以及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有关教授、专家，组成了验收团进行现场验收。
浮夸风带来的
历史性灾难
1958年放出的各种“卫星”难以数计，但基本上都是按这样的程序放出的。这样放“卫星”的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助长了各级干部弄虚作假的作风。在放“卫星”的过程中，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干部社员，被当作“保守派”、“观潮派”而被压制甚至遭辩论批斗，而那些制假造假者反而被提拔重用(麻城建国一社的社主任在“卫星”放出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并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因放“卫星”有功，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西平和平社的社长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还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伴随放“卫星”的是浮夸风盛行，造成了1958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的假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这样荒唐的言语，竟出现在党报党刊上，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并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紧随而来的所谓“三年暂时困难”成因虽然很复杂，但以放“卫星”为特征的浮夸风，无疑是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