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私以为这句话很正确。然而，当下的艰苦劳作是为了将来能过得轻松安逸，避免晚年继续操劳，因此，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好逸和恶劳是无法兼容的，不能同时存在。
古书有云，“宴安鸩毒，古人深戒；死于逸乐，又何足怪”，一个人在本该奋斗的年纪，却过度追求安逸，丧失了斗志，放纵了自我，最终，他也会遭到安逸的反噬。
众所周知，一款新药的研发是一项浩大繁复的工程。由于药物的使命是在死神和病魔手中抢夺生命，人类在广泛运用之前，就需要对它进行详尽的了解。
因此，药物在完成前期的基础研究后，会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临床的试验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就需要在健康人身上观察药物的安全性和代谢过程。
在早期，这项任务主要由医学生或无药可医的重症病人担负，其神圣程度不亚于献血。由于伴随一定的风险，志愿者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直到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尝到了甜头，在医院包吃包住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轻轻松松就能到手几千甚至几万块钱，试药就演变成了一种职业，职业试药人。
一般来讲，试药人员需要进行个人信息的登记和严格的体检。但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大多数医院之间的试药信息并不共享，这使得职业试药者有机可乘，他们辗转奔波于各大城市之间，用尽各种欺瞒手段，通过了医院的体检和信息登记。
这些人当中，有人是为了快速还清债务，迫不得已走上了这条道路，也有人是由于家人买房治病等急用钱，而自愿尝试的。但最令人叹惋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出于高消费的虚荣心而选择“在刀尖上跳舞”，成为任人宰割的小白鼠。
上大学时，班上有位同学因为身体原因在大三就休学回了家，没能顺利毕业。他身体有问题，不是因为基因遗传疾病或者后天生活习惯不好，而是多次参与试药导致的。
这位同学平时的消费水平非常高，喜欢购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大牌的衣服鞋子护肤品，还喜欢请同学吃饭唱歌，非常豪气，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家境富裕，对他投去了羡慕的眼神，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上课都没看到他，才听说他的钱来源不正规。
起因是他去年试了一款抗肿瘤药物，打针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反应，肚子疼、心慌、口干舌燥、心率骤降等，从那之后他就感觉到胸闷，一运动就感觉喘不过气，最终不得不休学去疗养身体。我那时才意识到，他一直以来的精致生活都是以出卖身体健康换来的。
是药三分毒，一种药物在身体当中必然不可能实现“精准打击”，即便当下没有暴露出它的副作用，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有潜在的隐患，没有人知道死神什么时候就将它的刀锋对准试药人。曾就有新闻报道，84岁的张老太，在参与拜耳公司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休克等症状。
短期内多次试药不仅会对自己的身体有极大的伤害，也会使药物的临床效果丧失可信度。药物在体内存在半衰期，并且不同的药物之间会相互影响，比如肝药酶抑制剂，便会使其本身或其他药物的代谢减慢。
不乏存在类似的大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高超消费而去频频试药。他们会认真比对不同药物的报酬，却连《知情同意书》都不看一眼，便爽快签字。他们对试药潜在的风险不以为意，这种快速的赚钱方式使他们称心快意，甚至上瘾。
在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延迟折扣”，它指的是奖赏所带来的主观价值，会随着得到奖赏的时间延迟而降低。将之运用到心理学上，便得以解释抽烟、酗酒等一系列现象，其中就包括为什么这些大学生明知试药对身体的危害，却还是以身试法，奔波辗转于各家医院。
其原因在于，身体健康的好处不像金钱那样具有冲击力，许多人会由于“延迟折扣”效应，选择“及时行乐”而非“未来奖赏”，通过透支健康来获取金钱。
人类大脑中存在一套奖赏机制，这是由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所带来的影响。当我们完成了预设的目标、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大脑会增加分泌多巴胺，使我们感受到满足和快乐。试药成瘾的道理跟吸毒相似，都是获得兴奋体验的捷径。
比如，重复使用可卡因，会增加尾状核释放多巴胺以及个体对可卡因的强烈渴望，此时其他刺激都被尾状核过滤掉了。同理，不劳而获得到金钱的快乐，使得其他需要通过付出才能得到报酬的赚钱途径，显得无法容忍。
心理学家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在《自控力》一书中总结道：“人类的天性不仅包括了想即时满足的自我，也包括了目标远大的自我。我们生来就会受到诱惑，也能抵制诱惑。“大学生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群体，用健康去换取生活的高消费水平，实属短视的行为。
欲望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金钱存在欲望也是人之常情，但关键是这份欲望会将我们领向哪个方向，要学会辨明实现欲望的正确渠道。
总而言之，虽然试药群体的存在对于人类医疗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大学生还是应该权衡好健康与金钱之间的利弊，理性对待试药。
此外，试药者的权益也需要受到重视。就目前而言，伦理委员会与《知情同意书》是受试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但由于药物对身体的影响，可能在试药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逐渐暴露出来，拉长的时间线使得责任的归属变得相当模糊。
同时，由于不合格试药人群的增多，伦理委员会在此间发挥的作用也尤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