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中国人都能知道里面的一些故事，也知道这部书的原型就是宋徽宗时期的宋江起义。不过《水浒传》的原意可并非是描写农民起义的，而且在明清时期曾被严禁。
宋江起义的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宋徽宗不以国事为念，沉迷于声色犬马；“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江南的应奉局、造作局豪夺巧取，运送花石至京师的船只络绎不绝，广大民众不堪重负，中产之家也至卖妻鬻子；山东、河北等地设西城司，增加赋税，水旱不免；还有每年进贡给辽、夏的银绢以百万计，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广大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方腊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水浒传》并没有去反映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本质特点，读者很难从作品中看到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所引起的反抗斗争的正面描写。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中，除一部分原是朝廷将官外，其余的主要是梁山泊周围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头领。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很难说有一个是农民起义的据点。例如，桃花山上强要民女做压寨夫人，专门“下山拦劫过路客人钱财”的周通；少华山上“薅恼村坊”、不让附近居民上山打捕野味的朱武、陈达、杨春；白虎山上“和本乡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众占山，打家劫舍的地主少爷孔明、孔亮；清风山上“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的燕顺；枯树山上“平生只好杀人”的鲍旭；芒砀山上“商量了要吞平梁山泊”的樊瑞、 项充、李衮；对影山前“比并戟法”、争强斗胜的吕方、郭盛；以及登云山里聚众打劫的邹渊、邹润等等，说他们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确实很难让人接受。正如很难让人承认原来占着二龙山“聚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邓龙一伙是农民起义，承认扬子江里以劫人钱财为生的截江鬼张旺和油里鳅孙五是造反英雄一样，如果硬要将后者与前者加以区别，只不过前者后来归顺了梁山泊、参加了宋江的事业而已，而后者只是一伙乌合之众。
宋江所领导的梁山泊，与以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宋江起义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建制，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实现了起义的目标。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起义，因而他对这两种起义有着爱憎鲜明的不同态度。
在作者笔下，方腊是歙州山中樵夫，“因朱勔在吴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恐，人心思乱”，便 “乘机造反”，他们“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为国主，独霸一方”，真正和腐朽的赵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势，非推翻赵宋王朝不会放下武器。这样的起义，应该说是真正的农民起义。然而《水浒传》对方腊的起义却持否定态度，对方腊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宋江等人将方腊起义镇压后，作者深有感触地说：“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号讵能安！”谁胆敢凯觎皇权，谁胆敢犯上作乱，方腊的结局就是榜样。而“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受到作者的同情和肯定。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聚义”与“造反”是绝不相同的。宋江等大闹江州，火烧无为军后，李逵曾说：“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的？”并且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却遭到戴宗的呵斥。李逵的意见显然是不被宋江等人所接受的。在作者看来，宋江这伙人的行为不是“造反”，只是打击贪官污吏，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正如阮小五在抗拒官军时所唱的渔歌那样，他们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为了避免梁山泊一伙走到方腊式的造反道路上去，《水浒传》安排有造反倾向的晁盖被曾头市的史文恭射伤而死，并让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所谓“忠义”，按作者的说法就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权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被奸臣蒙蔽的赵宋天子来整顿社会秩序，惩治贪官污吏。既然《水浒传》作了“在晁盖恐托胆称王，故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的安排，作者怎么可能把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来进行塑造呢？说《水浒传》描写农民起义的，显然与作品实际不符。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以为梁山全伙受招安标志着这支起义军的失败。其实，《水浒传》作者并不这样看，他把宋江等人的接受招安描绘成节日庆典。那“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宿太尉骑在马上，张叔夜在后相陪，吴用等乘马跟着，至梁山泊水滨，“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这场面写得何等瑰丽壮观！这种节日气氛的渲染，胜过梁山泊上重阳佳节的酒会，也胜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大典。在《水浒传》作者眼里，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是这支起义军的真正胜利，因为梁山泊上绝大多数头领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梁山泊起义的基本目标实现了。作者所要描写和歌颂的正是这种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
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只有了解这种文化现象，才能够对宋江的起义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中呈现出新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认为宋江起义是与方腊起义不同性质的起义。在人们心目中，宋江是受了九天玄女娘娘天书而“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呼保义”。而“保义郎”正是两宋之交朝廷招安忠义军头领所授的基本武官官阶，在宋代武官中属于很低的一个职级。宋江自呼保义，说明他没有野心，所谓“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迹”，因此得到南宋士大夫的普遍欢迎，朝廷也允许讲说宋江的故事。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并序》中给宋江的赞语是：“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正是对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特点的一种概括。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由于宋江故事在流传中突出了“忠义”的特点，所以南宋时期的许多忠义故事被整合到宋江故事中来，极大地丰富了宋江故事的内容。在南宋流传的宋江36人中，有不少是南宋著名的忠义军头领和爱国将领。现略举几例如下：
大刀关胜本是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的一员将领，骁勇善战。建炎二年（1128年）冬，金兵围攻济南，关胜引兵拒敌，金人无机可乘。济南府知府刘豫早已心怀不轨，于是杀关胜降金，后来刘豫在金人扶植下建立了伪齐政权，为人民所唾弃。《水浒传》作者为了纪念关胜这位抗金英雄，让他上了梁山泊。
铁鞭呼延绰（《水浒传》为双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手下将领呼延通。绍兴六年（1136年），呼延通在宿迁县（今属江苏）与金人牙合孛交锋，两人苦战多时，最后扭打在一 起，从马上坠落于坑坎中。牙合孛用篦刀刺呼延通腋下流血，呼延通死死掐住牙合孛的咽喉不放，终于生擒牙合孛，《水浒传》中呼延灼活捉韩存保便是前一故事的翻版。 船火儿张横和浪里白条张顺，一为南宋初年太行山忠义军头领，一为南宋明末年襄郢西山民兵部将。张横是抗金英雄，绍兴五年（1135年）秋，张横败金人于宪州（今山西静乐），擒其守将。张顺则是抗元英雄，咸淳八年（1272年），张顺与张贵带领西山3000民兵顺汉水援救襄阳（今湖北襄樊）。这时襄阳已经被元军围困5年，宋军多次救援都遭失败。张顺等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转战百余里，到达襄阳城下，给予城内守军极大鼓舞。及收军点视，独失张顺，几天后有浮尸溯流而上，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军中惊以为神，襄阳军民将其敛葬，并立庙祭祀。《水浒传》中“涌金门张顺归神”一节便是这段史实的摹写。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农民起义，除了宋江起义的历史事实，水浒故事流传的社会背景和材料来源，以及《水浒传》的实际描写以外，还有《水浒传》成书以后的遭遇，也能够说明《水浒传》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 尽管《水浒传》何时成书现在还有争论，但是现在所知《水浒传》的最早刻本不是民间坊刻本，而是明嘉靖年间都察院刻本，都察院是朝廷监察各级官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机构，由都察院出面刊刻《水浒传》，自然如鲁迅所说：“世人视若官书”。如果说明朝都察院刊刻一本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来鼓励民众造反，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水浒传》在明代流传时，都冠有“忠义”二字，书名就叫《忠义水浒传》，或者就干脆叫做《忠义传》，这与宋江故事在宋元时期流传的基调是一致的。如果硬要说历代统治者都容忍人们公开宣扬造反，那就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了。
当然，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 六月二十三日由朝廷发出第一道禁毁《水浒传》的命令以后，《水浒传》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朝廷由推崇《水浒传》变为禁毁《水浒传》。清代统治者也沿袭崇祯皇帝的这一政策，坚持禁毁《水浒传》。这当然说明《水浒传》确实有不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思想内容，不过，细致分析，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由贯华堂刊行，金本《水浒》只保留了《水浒传》前七十回，所谓“削忠义而仍《水浒》”，并通过评点大骂宋江“假忠义，真强盗”，凸显了《水浒传》中的反抗性内容，加上当时正是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年代，这自然会引起统治者对《水浒传》的反感和恐惧。清代在多次禁毁《水浒传》时，都注明“即《五才子书》”，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同治七年（1868年）的禁令，无不如此，说明所谓统治者禁毁《水浒传》主要是针对金（圣叹）本。事实上，清代所流行的《水浒传》，全部是金批《第五才子书》，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般人还不知道有多于70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发现120回的《水浒传》还惊喜不已，出版时特意取名为《一百二十回的水浒》。
《水浒传》从成书到流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作者的真实意图，绝不是描写农民起义，而是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作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撰写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