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不彻底为后来的军国主义制造土壤

在去年的《重读甲午》系列专题中，有一期我们就谈到了，在明治维新这一大改革开始30年后的甲午战争前后，刚取得了一定成果的维新改革却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逆向传统化的倾向。

因为明治维新是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是因日本上层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在美国“黑船”来航的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日本已经落后于世界，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力推维新变法，全面向西方学习。如此巨大的改革并非是日本本身的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内生变化，因此，当30年后，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之际，改革本身与传统日本社会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了。

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启蒙运动带来的自由和权利意识，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热烈展开。争取自身权利的日本民众中不但出现了推翻专制政府的思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制的言论。同时，各种欧化思想和行为带来的对日本传统落后的思维、风俗和习惯的否定也然很多遗老遗少忧心忡忡感到“许多贵重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破坏。这样，人们开始担心日本会为了达到独立富强而丧失它的“个性”。于是出现了对文明开化、自由民权运动的欧化主义的反动，这便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主流思潮的逆向运动--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

对于日本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学学技术和发展产业是不能停止的。为了解决由西方近代自由、权利主张而带来的日本传统社会的崩坏及造成的君民、官民的对立和社会思想的混乱，他们选择了鼓吹国家主义的道路。

他们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崇尚于专制和扩张。

之后，大肆宣传与民权思想对抗的国权主义。

民权思想崇尚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平等权利，否定君主与国家的绝对权力，主张上下分权。与之针锋相对，日本极力宣传的是将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奉为全部政治信仰的核心的国权主义。

国权主义否定民权，抑制和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将个人置于绝对服从于国家、奉献于国家的伦理地位，片面主张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与牺牲精神，排斥个体的利益与权利诉求，追求极端整体主义，无视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宣称国家才是第一性的，为国奉献是每个国民的义务，高揭起“爱国”的大旗。

同时，日本政府鼓吹日本的“独特性”，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将天皇制国家奉为日本不可能改变的政治模式。他们将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吹捧为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号召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并与之前的国权主义相结合，试图使民众绝对服从国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国家的具体形象--天皇。从而消解维新改革带来的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要求。

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

《教育敕语》如此写着：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敕语折射着尊皇爱国的教育灵魂，而极端国家主义的道德教育则是这一灵魂的内核。敕语趣旨的重点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特别主张把“共同爱国”作为主义推行。

而这段《教育敕语》，又是在实现了初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凡是受到基础教育者都必须背诵，做到人人过关，个个会背的。

日后要求无条件“义勇奉公”为天皇献命献子孙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日本人被“忠君爱国”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在小学已经洗了脑是根本原因之一。

于是，日本的近代化教育表面上是为了推行文明开化，以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为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提供人才保障。进一层目的是利用以学校为主体的国民教育体系统一和控制国民的思想，灌输一元化的政治文化。而更深层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国民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导向绝对化、极端化。

对内，日本政府用尊皇忠君加国家主义向国民灌输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维护其统治根基。在对外时，国家主义的大旗依旧好使。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熏陶下，当时日本国民已经普遍开始相信政府宣扬的在国际上凭实力说话，有实力就可以恃强凌弱，为所欲为的观念。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宣扬“无力之公理不能战胜有力之强权。欲实现公理，须有使之实现之实力。”“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唯我为上、唯我独尊的极端自利主义原则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应该采取的对外原则。而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外交纠纷，对外要亮肌肉，用拳头说话也成为日本人心中的对外原则。目的皆为培植日本的实力，提高日本的地位，谋求加入世界强权秩序，并最终达到与世界万国对峙的日本中心主义目标。“布国威于四方”成为日本从上到下追求的对外目标。

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主义统一了国民对内与对外的认识，其结果自然大大激发了日本国民虚幻的优越感。一时间，对日本本国的自恋与自负，自崇与自圣成为潮流，“日本主义”大为流行。 日本主义的内涵是自认日本不是普通国家，宣扬本国正统、本国优越和本国中心主义、本国至上主义。大谈“国粹”优越。久已被虚置的天皇制国体及近代日趋尴尬“国学”，一时成为日本“国粹”的核心。尊崇天皇，独尊“国学”。令困窘中的日本人聊以自慰、引以为荣，形成了自负的优越感。

1897年（明治30年）成立的“大日本协会”在其机关报《日本主义》上宣称，日本主义的核心是“国家至上主义”，是“以国家为至上的人格化存在、以国家的兴旺发达为最高理想的主义。”

而被这种情结所渗透的国家主义，自然要流露出保守的文化自负意识，在心理上支持着日本国家主义日后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倾向。

为激励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和发掘国民的优越性，日本各方舆论开始将西方文明批判得一塌糊涂，甚至反对现代化。咒骂“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骄奢淫荡。”还指责用外国的文物制度代替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叶而添竹叶，硬插异花异实”。旨在抨击、批判欧化主义，保存国粹的运动愈演愈烈，号召一定要保存、尊重日本的国粹。为此国民都应该具有民族自尊心、消除自卑感，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对付西方列强。最终日本发展成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立场，演变成狭隘的爱国主义。

刚刚靠着明治维新模仿照抄西方先进文明的余绪30年，并且还在学校里学习着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本，此时却开始鼓吹传统日本多么优越、西方文明多么低级，似乎已经忘记了黑船来袭被迫开国时传统日本有多么贫弱无能仅仅是不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

日本主义、国粹主义在日本政府刻意宣扬忠君爱国的日本传统道德庇护下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走上国家主义的不归路，终于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兴起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这一切，中国学者有着精辟的总结，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不仅造成日本国民人格发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于家族观念基础之上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而这，正是培育出法西斯军国主义恶之花的思想土壤。

层出不穷的民间和军队法西斯分子

时间推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代。这场在欧洲造成生灵涂炭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却成为了日本人口中的“天佑”。

乘西方列强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战场，日本在远东摆脱了战前的桎梏，全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使用武力或单边威胁使用武力的赤裸又直接地威胁方式进行外交，一大“成果”就是强逼袁世凯北洋政府接受足以致中国亡国的“二十一条”。

动用武力直接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和势力范围山东，不顾中国同是协约国集团的身份要求直接获得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

一战期间，日本将挥拳头亮肌肉的强权外交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志得意满的日本外交官甚至开始吹嘘“亚洲门罗主义”，在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同时，将日本放在了整个亚洲的领导者和指导者的位置上，试图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排除出亚洲，从而独占亚洲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产业和经济上，一战成为了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天赐良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出口额增长了2。8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由此，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大战期间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贸易、海运、造船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69倍以上。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3%减至52.8%。

一时间，日本优越论调甚嚣尘上。

但，这段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随着一战结束，列强的注意力逐渐又集中到远东。

华盛顿会议，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受到列强强力“围攻”，不得不放弃一战时的强权外交，改为遵守《九国公约》，采取协调、协商的公开外交处理外交事务。

华盛顿体系建成，这一体系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被迫放弃一直坚持的海军“对美七成”规模，接受了只有美国60%的份额限制。

在经济上。20年代美国迎来产业革命，形成了长期经济景气，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柯立芝繁荣”。而日本经济在一战后重化学工业呈现出对外竞争力软弱的现象，但依靠搭上柯立芝繁荣的便车，日本反而巩固了它在国际贸易中亚太枢纽的地位。日本从中国和印度买入原料，通过借助引进欧美技术和依靠日本低廉的工资水平迅速发展起来的加工工业（尤其是棉纺业），将生产的大宗消费品出口至欧洲特别是美国市场，这一产业链条的成功固定使美国精英们相信，经济发展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已经成功驯服了充满扩张冲动的日本。在美国精英看来，他们成功地使日本放弃了日本之前一直使用的武力和强权外交，使日本接受了国际潮流的协商、协调，通过谈判解决外交纠纷的模式，成功将日本纳入华盛顿体系。美国应该和日本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关系，在共同应付苏联这个北方敌人同时，向日本让渡部分东亚的国际责任，以维持东亚格局的稳定和平衡。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解过于自我催眠了。

日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促进它产生了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在日本近代以来只认实力的思路指导下，日本国内投资过度膨胀，形成泡沫，而随着产业发展，日本引为竞争优势的廉价生产力，也由于工人工资水平提高也逐渐失去对外竞争力。低成本优势的消失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不断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待遇，加上不断出台维持经济泡沫以防其破灭的措施，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生活负担加重，国内消费不振，庞大的产能无法内部消化。

而随着战时景气和战后搭上美国便车，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在城市出现了大批的白领（中产阶级），这批新生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了政治要求，整个日本社会也进入了社会抗争的高发期，工人罢工、农民租佃斗争次数节节高升。明治开国已经五十年了，教育普及、传媒发达，相当多的人对官僚控制政权、财阀垄断经济非常不满，人心思变。

而大正时代，日本专制政府对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控制已经开始达到凡有可能危及天皇国家主义体制的社会动荡，皆会被专制政府的强力所抑制乃至镇压的程度。

天皇专制政府意识到，大规模的自发的民权民生运动对极端国家主义的统治秩序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稍有不慎，即可发生威胁国本的“大乱”。

因此，日本政府的社会控制更加趋向于预警化和常态化，各阶层的政治动向皆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在进行局部的政治改良和有限地增进福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以极端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来吸收和转移民众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力，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对外目标来压制和瓦解国内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和平主义。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些在国际上树立敌人，引导仇恨的言论在国民间尤其是受了全套“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的青少年间广泛传播。他们相信日本正迅速壮大崛起，而“米英鬼畜”深深恐惧日本的强大和崛起，不惜一切代价围堵遏制日本。海军协定是美英阻止日本军队强大的阴谋，《九国公约》是偏袒中国遏制日本的陷阱，美英在亚洲拉拢中国（他们称“支那”）等周边国家对日本形成战略包围圈。而国内凡是赞同融入国际体系，主张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协调外交、裁军的政治家都是投靠美英的卖国贼；凡是主张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的日本人也被视为卖国贼。

在他们看来，日本国内的种种乱象，就是因为贪腐的政治家，贪婪的资本家和阴谋遏制日本的美英敌国勾结破坏的结果。

随着国内的人心思变和对外梳理敌人引导国民注意力。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甚嚣尘上，最初几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也登上历史舞台。

在日本民间，鼓吹法西斯主义最有名的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

北一辉是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导师。他在臭名昭著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在经济上限制私有财产，多者充公；企业国有化，由国家垄断企业控制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鼓吹保护工人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代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禁止童工、两性平等等），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要怎样实现这个《大纲》呢？北一辉声称既然当下政府名实不符，那么大可以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请天皇亲政，来打倒现行政府，一展胸中抱负。在力量上要落实政变计划，就要依靠一小批觉醒的军队精英来统率推动。

在对外方面，北一辉将在外交事务上的野蛮专横视为崛起标志。把践踏国际体系看成强者的自然权利，深信“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他鼓吹英国是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而日本却是“国际上的无产者”，所以有“在正义名义下对其开战以夺取独霸地位的权利。”为了能够横行霸道，北一辉主张日本应实行永久的征兵制，建立强大的陆军与海军，以大陆军与俄国相对抗，以大海军与美英相对抗。

另一个民间法西斯巨头大川周明，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之前“日本优越”的自我寻找优越感的种种论调。强调并极力宣扬“日本精神”。他强调日本民族“统一的意志”、“支配的意志”、“优越的意志”，强调要具备实现这种优越意志的力。他强调日本民族的高贵、优越，由此强调日本在亚洲的指导地位，而为了实现这一切，他鼓吹对外扩张需要武力的论调。

和北一辉相呼应，大川周明认为要真正把握“日本精神”、完成大东亚秩序建设，进而实现大亚细亚主义，必须首先进行“国家改造”，也就是实行第二次维新。

在对外关系上，大川周明更是认为，世界史就是东西方对抗战争的历史。大川极力宣扬世界史上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对立，意在更加强调世界史是由东西方对立、抗争构成的；宣扬战争在形成世界史上的作用和东西方战争历史的必然性，就是为对美英开战打好舆论基础。

在民间的法西斯分子层出不穷的同时，日本军队内也大量出现军国主义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上原勇作缔造的新军阀上原派，成为后来“皇道派”的鼻祖；另一派是以陆军青年军官为主组成，以出访德国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组成的巴登巴登集团为代表的青年军国主义分子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成套理论的，是直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

石原认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东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原声称，日本和美国将分别代表东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他要求东方各国要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而准备大决战的苦心，即为“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人类，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而作战。他强调其结果将决定“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纵有全世界的压逼也不需要害怕”。

日本民间军内种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呓语，却收到日本政界势力的热捧。北一辉得到多位财阀、政治家的资助和吹捧。天皇周边的权贵们则刘勇大川周明、荒木贞夫等，意图扩大自己的权势。由此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中在日本全国蔓延泛滥。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登基。形式再变，原本只是民间流传的种种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大众传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日本迎来了向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暴走的昭和时代。

“忠君爱国”愤青大杀“卖国贼”的开始

1929年，日本的经济泡沫终于累计到引爆的临界点。沉重的外债使外汇储备枯竭。虚假繁荣的国内过度投资也终于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当政的滨口雄幸政府在无法可施的境况下宣布实行“金解禁”政策，就是重新回到金本位。但是，金解禁政策遇上了1929年由美国首发，席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大萧条。

1929年的大萧条，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关键事件。日本由于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平时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在农村，农民种粮食不挣钱，靠的是养蚕（出口生丝到美国）等副业和农村妇女到城市打工（从事又多是严重依赖外贸的纺织业）才能度日。大萧条一来，国际市场关闭，农产品价格暴跌，近300万失业农民工也从城市涌回农村。如果以1926年的农户收入为基，那么1931年时农民各阶层的收入至少减少一半以上。1930年近八成佃农已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北海道、东北地区的农家已经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而当时的政党内阁，在救济农村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

城市经济也被摧残殆尽，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资本外逃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日本的流出额高达8亿日元以上。同期日本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经济与政治体制濒临崩溃。

紧接着，当萧条稍有好转之后，由于日元汇率大幅下跌，日本商品的对外出口价格也随之降低。日本的出口额迅速恢复，日本商品打入海外市场，给欧美各国巨大冲击，“经济黄祸论”喧嚣一时。各国在批评日本搞廉价倾销的同时，纷纷针对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棉布提高关税。日本与欧美尤其是英国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农村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日本的社会危机总爆发。法西斯军国主义开始推行“国家改造”，对外渲染与国际社会的敌对和鼓动对外扩张。

在有意的渲染与鼓动之下，“忠君爱国”愤青们号召的诛杀卖国贼非国民，锄奸护国逐渐落实为行动。在“爱国”、“杀卖国贼”的大旗下，被刻上这一标记的政治家被暗杀的事件逐渐增多，最终，连日本政府的首脑--首相也不能幸免。

当时的首相，是滨口雄幸。

滨口雄幸内阁上台后，大力推行国内经济改革和国际协调外交，但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发生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滨口雄幸极力促进伦敦海军条约通过，一方面既可以通过缩减军备减轻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增进日本同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因此，滨口内阁为促进日美妥协案以及之后的伦敦海军条约的通过做了许多的努力。

1930年1月，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召开，滨口雄幸内阁经与英、美妥协，在限制海军舰艇的伦敦条约上签字。伦敦条约限制了英、美、日三国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因而与日本海军方面要求尽可能加大军费预算相矛盾。

但在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看来，遵循国际准则，与美英谈判妥协，这已经是卖国贼了，签署的条约居然是阻止日本扩充军力的，这更是卖国贼中的卖国贼。

于是，这群“忠君爱国”愤青们组织的“爱国劳动党”在谈判大臣回日本时，在东京车站公开打出“卖国贼”的标语。

各社会法西斯势力也积极配合，成立起诸如“伦敦条约反对同盟”，“军缩问题同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组织，喊出“打倒软弱外交”，“维护统帅权独立”、“坚决反对卖国的伦敦条约”等口号，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首相在东京车站准备乘车前往闪山县参加陆军大演习时遭到“忠君爱国”愤青左乡屋留雄暗杀，子弹射入下腹部，造成重伤，于第二年8月26日去世。

这是日本愤青们于1929年后这个关键时期在法西斯主义的鼓动下杀掉的第一位首相“卖国贼”，此后，一连串首相级别的政治家被暗杀成为日本走进军国主义的见证。而杀害滨口首相的凶手后来竟被免予死刑并假释出狱，原因是全国上交了7万多份请求减刑的请愿书，请愿减刑的理由是--他刺杀是因为爱国……足以见得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何等广泛的市场。

与对内“忠君爱国”愤青痛杀卖国贼同时，对外，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鼓动下，正是石原莞尔这个军国主义后起之秀一手早总，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对此日本国内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来看当时日本记者对小学生的采访就可以知道法西斯军国主义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洗脑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记者：近来发生的最大国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学生们异口同声：“满洲事变”。）

记者：你们了解的“满洲事变”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加藤：因为支那人对日本人太无礼了，杀了找们日本军人，所以在满洲的我国军人和支那军打了起来。

记者：支那人哪里讨厌呢？

加藤：破坏满洲铁路。

记者：为什么要破坏满洲铁路？

加藤：我想是不喜欢我们吧，更换满洲铁路这件事惹怒了他们，然后就破坏了满铁。

记者：这时候国联出来说话了，国联是个怎样的组织呢？

加藤：世界上的胆小鬼聚在一起谈判。

增田：尽管支那方面有各种理由，但我想根本的还是要提高日本军队的势气。

记者：各位外交大臣，对国联没完没了的调查怎样对待呢？

加藤：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对手。

中岛：加藤说的对，国联老是偏袒中国。

增田：我要是外务大臣，早就不要这副奴隶枷锁了。

板桥：我想国民们都这样想的吧。

记者：今天的日本国民该怎样做呢？

富永：堂堂正正地用日本的正义主张，去说服国联行政院。

在这个采访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日本小学生视野中的“九一八事变”是怎样的模样：讨厌而又不听挑衅的中国人，无能无胆又阻挠刁难日本偏袒中国的国联，事事正确正义又有强力的日本……

排外仇外的论调，迷信武力和实力的逻辑，自负自大的本国至上论调，被迫害被算计的受害心态，这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舆论在当时不停向日本民众脑中灌输的东西。

滨口雄幸之后担任首相的，是与孙中山都有交情的老政治家犬养毅。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方面急于要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而犬养毅却设想“不扩大”，派萱野长知赴华进行“和平”试探工作。商讨日本自东北撤军，将东北还给中国。但这一尝试很快被军部制止。但犬养毅一直反对承认“满洲国独立”。尽管被军方压倒，并不免被军方所左右，而和平解决日中问题，这种愿望始终没有放弃。犬养毅设法阻遏军部的气焰，使日本的国际交往趋于正轨。所以，他尽管与军部妥协，还是为军部与民间法西斯势力所不容。

当然，仅仅不承认满洲国，试图把东北还给中国这一项，就足够他被“忠君爱国”愤青们直接打成“卖国贼”了。

1932年5月，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江上卓等7人，吸收了11名陆军士官生及十多名桔孝三郎的“爱乡塾”的农民敢死队，决定发动政变。他们的计划得到大川周明、头山秀三、本间宪一郎、长野朗等右翼巨头的经济支持。

15日傍晚，这伙人袭击犬养首相官邸，杀死犬养。同时，又向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处投掷手榴弹，然后向宪兵队自首。他们还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的传单，宣称“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是为“五•一五事件”。

凶手遭到军法起诉；但是，在审判前，一份由三十五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反而利用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弘扬”他们一片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激起大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十一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十一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们的衷意。同样，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爱国”。

法院最后果然“从宽发落”，媒体也对杀害首相的凶手关没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

审判之日，据说当时万人空巷，为刺杀者求情。

由于连续杀了两个“卖国贼”首相，惩罚居然和没有惩罚一样，日本的“忠君爱国”愤青们又如被打了兴奋剂地继续往下杀。

二·二六兵变标志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式成型

接替犬养毅出任首相的，是海军老将，前朝鲜总督斋藤实大将。斋藤实虽然是军人，却并不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一路人。上台后，斋藤实内阁采取不扩大战争，防止法西斯政治的政策。虽然迫于军部压力，斋藤实内阁不得不实行斋藤首相自己反对的承认满洲国、退出国联的政策，但他毕竟稳定了”五•一五“事件前后危机的非常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军部法西斯势力。

“忠君爱国”愤青们对斋藤实内阁不扩大战争，防止法西斯政治的政策恨之入骨，屡次进行倒阁和刺杀活动，如1933年7月的“神兵队事件、11月的‘琦玉挺身队事件”以及袭击若民政党总裁及鸿山文相等恐怖活动，但都没有成功。

正因如此，斋藤实受到军部的强烈反对最终黯然下台。

但“忠君爱国”愤青们并没有放过斋藤实这个“卖国贼”，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已经转任内大臣的前首相斋藤实饮弹毙命，终年79岁。

“忠君爱国”愤青们终于除掉了这个“卖国贼”，这是连续第三位首相成为法西斯分子“天诛国贼”的牺牲品。

在斋藤实任内，久陷于经济危机的日本迎来了转机，这就是老经济专家高桥是清出任藏相。

高桥采取了低汇率、降低利率和以管理通货制度为前提的公债制度。作为主要手段，高桥推行积极的扩张财政，大规模向军事和公共事业投资。

日本军队的军备改良费在1933年列入预算时的数目为2.3亿日元，之后每年递增，到1936年共计支出13。3亿日元。军费的急剧增长给正在经济萧条中挣扎的重工业部门带来了新的需求，重工业的生产额与制造工厂的纯利润大幅增加，膨胀起来的军费开支成为日本经济摆脱危机的杠杆。

军费的增加对长期不景气中的重工业、化学工业等部门来说，犹如一支强心剂，带来了类似一战时期的“军需景气”，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加大了重工业所占比例。随着以军需为主导的重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新兴财阀，他们与军部保持密切关系，加速了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角度，为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做好了经济上的准备。

在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为救济农民、稳定农村，1932年高桥又提出了旨在救济农村的时局匡正事业案，以作为失业对策的公共土木事业为中心，以整顿农户负债和扩充农村金融为目的的各种措施所需要的经费。

以军费、重工业投资和土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投资为支柱的高桥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时的确发挥了恢复日本经济景气的作用，在工业方面，1933年日本就先于世界所有国家从萧条中摆脱出来，景气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高桥由此被称为“日本凯恩斯”。到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较一战之初膨胀了6倍，但这些成绩都建立在赤字财政之上，只是依靠高桥是清的个人声望和魅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苦苦支撑。

但“忠君爱国”愤青看不到这个问题。日本率先走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成为他们的又一管兴奋剂。在他们看来，美英等国仍旧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沼，说明西方世界已经日薄西山，实力大损。而日本看起来的率先走出危机正说明日本快速壮大崛起，正取代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各种虚幻的优越感和自夸日本伟大的自恋让他们以为取代西方领导世界的前景已经唾手可得。

乘着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的美英产业不振，日本借机抄底，大量引进原本得不到的西方先进技术，工业能力也在引进模仿之后有了相当进步。如三菱公司剽窃惠特尼的“黄蜂”航空发动机技术，造出了号称自主研发的“金星”发动机，装备日本海陆军如下饺子般生产的新锐战机，号称“日本心”。一系列来自剽窃抄袭的“军事科技大发展”让日本国内鼓吹对外扩张的“忠君爱国”愤青们如打了鸡血，自以为在军事科技上已经赶英超美，对美英开战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问题高桥是清自己清楚。高桥积极政策的来源不是源于税收，而是几乎全部依靠发行公债的赤字财政。这种依靠通货膨胀来恢复景气的政策，并没有使税收增加，而如果财政继续这样膨胀下去，将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同时，公债的消化也越来越困难，因为成功地使公债在市场上得以消化的银行游资，随着景气的恢复而逐渐消失。军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增加，银行手里的资金开始减少。游资的减少引起利率的提高，从而使维持公债价格变的困难起来，并加大了公债消化的困难。

到1935年日本公债余额已达98亿日元，高桥认为如果公债超过100亿日元这条线，日本财政就会出现危机。因此高桥提出了公债渐减方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也必须要压缩财政开支。所以，高桥是清在抑制增发公债的同时，也提出要压缩军费开支。

而军部在“九•一八事变”后，政治上的发言权进一步加强，他们强烈要求扩从军备、增加军费，军费膨胀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要求压缩军费，无疑等于要求军部停止扩张，在“忠君爱国”愤青看来，这又是个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卖国贼”高官。

于是，高桥是清也上了“忠君爱国”愤青们的必杀名单。

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前首相、藏相高桥是清被杀身亡。这是第四个被“忠君爱国”愤青诛杀的首相高官。

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份子连续刺杀高官，制造恐怖气氛的同时，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也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

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

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徵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

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在日本全社会布下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牢笼。军国主义分子的上位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法西斯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法西斯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忠君爱国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临门一脚最终到来。1933年3月军部压制了一部分重臣和政府上层官僚的稳重论建议，以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为借口，退出了国际联盟。在军部的主导下，又相继废止了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条约，大肆扩充军备，使日本在国际社会越发孤立。对此军国主义分子摆出与世界对抗的架势，试图以他们的意志重新安排世界。

他们认为“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在他们计划中，一厢情愿而蛮横地将东亚视为自己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输出市场，试图建立起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循环，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一旦中国不接受这一安排，则断然动用武力占领。

但对英美的科技以及高端工业制成品和原油的依赖，注定了这种依靠武力的贸易保护经济政策必然失败，因为这种单边保护必然引起英美对应的遏制。

而英美的反制措施，反倒成为“忠君爱国”愤青鼓噪军国主义的助力，将一切问题推给“西方阴谋”、“亡我之心不死”，成为印证法西斯军国主义正确性与动员迫切性的证据。将事态推送到更加紧张与对立的状态。

最终以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为标志，法西斯军国主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培育土壤、播种发芽，迎风成长之后，终于入主日本中枢。兵变双方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不过是同样信奉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两个群体，区别仅仅在于“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主张“清君侧”，不要政府；而“统制派”则主张对政府施加压力。

“二•二六兵变”的结果使陆军内部形成“统制派”独揽大局的局面。对于权柄在手的青年法西斯军人来说，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机会到了。由此，日本全国正式被改造成为军国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