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教育从战略上看有两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教材，都跟这两个问题有联系。第一个问题，过分地强调物质，强调GDP，把人看成制造GDP的工具，其结果就是应试教育，而不是对个人的成长素质教育。第二个问题是党化教育，思想统一性，认识统一造成人没有个体的思想，封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过去说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培养人才。这个说法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这个思路，包括我们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教你怎么写、怎么算，到大学学一个专业，将来上一个好大学能赚钱，目的就是制造GDP，制造财富。这个目的确实也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更应从个人素质出发，要从国家的立场培养人转向从受教育者的个人出发培养人，要把教育的目标转移过来，变成培养个人的素质。个人的素质最重要是什么？要懂得人生，懂得人和人的关系，特别是要懂得是非和善恶，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我们说最糟糕的是现在有恐怖主义分子，这些人是缺乏教育的人，他不懂得最基本的是非和善恶。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很多学生都不清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做得对做得错，他是善还是恶，他十几年教育就白学了，将来就有可能变成恐怖分子，因为你不懂得根本的是非。所以要把人的教育改为从国家立场变为个人立场，让他懂得是非、善恶，有善良的心，而且保留一个对未知的探讨，有好奇心。
我再谈谈党化教育的问题。现在的教育要求从老师到教材，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和上面保持一致的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当然也有它好的一方面，因为把老百姓教育成功，我们一号召，大家就响应，可以做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改革30年的成功和这个有关系。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搞得比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成功，在财富创造这方面，全世界大概是第一名，谁也比不上，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集中力量，哪怕牺牲一部分人，也要把事办成。但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就变成一种功利的、没有创造性的、没有进步的教育。中国现在虽然GDP了不起，但是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我们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老百姓的思想都被“统一”起来了。在大学的课堂上如果一个老师讲了一点跟上面不一致的话，是不是学生就会告密呀，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起。学生告密学校领导怎么办？是包庇他还是处理他？领导就非常为难了，包庇他可能马上校长都当不成了，处理吧，他心里头还不愿意，而且这个学校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自由出现了。中国人占全世界人口的20%，杨振宁说中国的大学非常好，但是他说中国得诺贝尔奖还得20年。没有人能得诺贝尔奖，因为整个社会都贯彻了党化教育，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利用来宣传党化教育，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到阅兵救灾，不断地强化党化教育，稍微有点不同的声音就遭到攻击。如果全世界都搞中国这样的党化教育，把英美等生动活泼的教育改成死气沉沉的教育，可以想像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人类文明就停滞了，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不能再继续了。我们要提倡学术自由、教育自由、学术教育的创造性，首先就得在大学里头开始。现在大部分大学对老师的教材都要审查，这种状态再继续下去，中国永远都得不到诺贝尔奖，20年以后还是得不到。中国经济上这么成功，应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但我们没有贡献。
今天我们召开这样的一个论坛，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不是教育专家，我提不出解决办法来，但是我看到了教育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些观点说得对不对，请各位专家批评。
茅于轼认为他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防止社会倒退，“因为我懂得，倒退会带来灾难，所以我有个责任，防止社会倒退，推进中国进步。可以说我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防止倒退，促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事情”。
茅于轼还表示：“你问我如果有选择，会不会想生逢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当然，如果我有选择，我希望到美国去。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想的不是我个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国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们的国家改变得比较像美国，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为之努力的。”
茅于轼最大的喜悦是什么呢？ 他说：“我活到九十岁，最大的喜悦，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私有产权。”茅于轼坦诚，有了私有经济，又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的结构，他的命运也就随之改变。
茅于轼能够创办影响很大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但是，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作为中国仅存的自由民主思想堡垒之一的这家独立智库，在存在了25年之后，2018年7月，它在北京办公室的大门被封锁。
茅于轼工程师出身，五六十年代遭遇政治迫害和劳动改造，五十多岁的时候，从工程师变成一位当代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2012年，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向他颁发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两年后，英国『前景』杂志将他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茅于轼90岁生日之际，中国经济界、学界许多人为他庆生。北大教授张维迎发表『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杨小凯与茅于轼』，他表示：”最让我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茅于轼写过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张维迎指出，”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笑蜀写『推动市场向善 茅于轼先生最大的功德』一文赞赏茅于轼“立言、立功、立德。”认为他始终是“一面自由的旗帜”。因为“他坚信，中国问题的核心是自由问题，中国人民遭逢的全部苦难，都因为不自由。改革的方向必须是自由”。认为他“坚持独立立场，不向任何压力屈服，既不向权贵折腰，也不向民粹低头”。
还有人重温茅于轼2016年撰写的『重温洛克名言“财产不可公有”』，有“针砭时弊，警世醒世之功”。茅于轼在文中尖锐点破：“什么人赞成财产公有制？未必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财产的人，而是希望通过财产公有分享他人财产的人”。他写道：300年后的今天重温洛克“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深感他的思想深刻。这句话所发出的光辉，至今还能照耀人类社会，帮助许多人觉醒。”
茅于轼90大寿之日，许多中国知名学者、作家、媒体人、律师、企业家都借这个机会表达了他们对这位独立思想家的敬佩。此生不回去了 茅于轼告别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