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脑”的意思是一个站在众人上面的权威，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往下强加概念和价值观，惩罚出轨者。前苏联和东欧是明显的例子。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前提是政治权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纳粹化的德国，波尔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会洗脑。
洗脑的途径和手法有两类：吸引人的和吓唬人的。吸引类常常是预测一个美好的未来：元代的红巾起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都预测弥勒佛的到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保证信徒死后会上天堂，马列主义预告理想共产社会会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宣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来临。这些诺言尽管多么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1）奖励要等到将来 2）必须服从的指示是现在的。
吓唬人的工具还更多，更有效。你不服从，我们给你警告。你不听警告，惩罚就来，你越不听惩罚越厉害：侮辱，隔离，监督，窃听，软禁，解雇，威胁家人，绑架，失踪，殴打，坐监，劳改，酷刑，一直到死刑。这些惩罚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脑的关键不是惩罚本身，是对惩罚的恐惧。 恐惧对思维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信息时代里，与害相辅相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洗脑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学来念书的中国大陆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刘宾雁是谁，对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类罪根本没意识到。应该说是不允许意识到。
但毕竟，人脑是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面。外在的权威，从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没洗的层面还在那儿。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还在那儿。
今日的许多中国人有意识分裂现象。这也能理解。在当前的环境里，意识分裂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饭喝酒，讲故事说笑话骂习近平是“习禁评”，不亦乐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国家机器的零件。意识分裂是很明显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识分子这样，国家干部，一直到高级干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从自己的经验里，我就能举不少例子。比如，大约是2002年，清华大学派了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汉办主任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学术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几位高级官员跟他们在“教授俱乐部”吃了一顿雅致的午餐以后，两个客人问能否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去进一步谈语言教学问题，是否能够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华来进修。我当然同意。谈了可能半个钟头以后，有一位说要上厕所，问我在哪儿。我说出门向左，右侧第二个门就是。 他走了。刚一出门，第二位客人问我“有没有天安门文件？”说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编的极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书架子上有几本，拿了一本准备送给他，打开准备签字，他心急地说“不必不必，有信封吗？”我拿了个大信封，把书塞在里面，递给他。 过几分钟，上过厕所的朋友回来了。要是这位去了，那位留了，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两个人的脑子都“有层面”。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意识分层面现象相当明显。外面的表层是洗脑工程的产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着一些别的念头和价值观。但我们不能说那层外表只是假的，骗人的东西。从洗脑制度的角度来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层面。外表标志你服不服从外面的权威。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张爱玲的小说“赤地之恋”里，有一位年轻妇女在一场批斗会上受到很严厉的谩骂之后，悄悄离去，在暗地里痛哭。别人发现她，指责她刚才接受群众的批评是装的。她反应快，登时说，不，群众那么关心我，那样鼓励我进步，哭的是感恩泪。这么一句聪明话能帮她逃脱困境骂？能，但并不是因为别人看不穿她的谎言，而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等同于说“我向组织低头，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脑者的角度看来，这句话就够了。表层比内心重要。你服从我是我的目标，你自己怎么想是次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写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时，他問能否用笔名？我没意见，出版社也答应，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笔名。我们合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经知道，难道北京的有关部门蒙在鼓里吗？朋友解释，笔名的关键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对方保持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评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批评，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等等。谁不骗谁。但我不用真名挑战你，撕破你的脸皮。我“考虑”你，也希望你考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旧允许我回国。这个例子也够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一个人的外表，内心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与其说是“洗脑”倒不如说是“洗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