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蘇聯是一夜之間忽然解體。實際上，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蘇聯經歷了不短的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指的是某個時期嚴重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個人無力改變，整體趨勢註定失敗，那便是進入了垃圾時間。
在垃圾時間裡，人們會不可避免的看到輝煌的崩塌、謊言的暴雷，以及神話的破產。
關於蘇聯垃圾時間的界定，因為視角不同、各種說法不一。從社會的心態來看，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社會便進入了垃圾時間。
赫魯曉夫在任之時，蘇聯社會迎來了短暫的「解凍」，也是蘇聯史上有限的寬鬆時期。可是隨著赫魯曉夫的被迫下台，蘇聯社會又迎來了嚴冬。
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的社會心態開始蔓延，成為了蘇聯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第一、不擇手段攬權。
蘇布異化了改革一詞，看似大刀闊斧的改革，實際只是為了攬權。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便獨攬政治和軍事大權。
1971年，蘇布正式停用「改革」一詞，替換為完善。對改革迴避式的態度，也側面暴露了他們的真實想法。
為響應官員們的要求，勃列日涅夫擴大了擁有特權的幹部範圍，並增加了特權的種類，一方面是為了控制官員集團，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享樂。
從此之後，蘇共再也不關心民生福利，經濟發展也停滯不前，特權階層腐敗混亂並尾大不掉，最終壓垮了蘇聯。
第二、千方百計撈錢。
蘇聯金字塔上層的群體，知道蘇聯真實的社會情況，並能確切預知蘇聯的歷史走向。但他們做的，只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盡最大可能謀求自身的利益，並「擊鼓傳花」一般將權力傳給繼承者。每一個接到花的在位者只會考慮兩件事，如何儘可能多地撈錢、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復始。
最離譜的是，這一時期，官職明碼標價。莫斯科作為蘇聯權力的中心，官職自然是香餑餑，但關鍵職位都可以憑藉關係運作。至於加盟共和國的職位，則是明碼標價，比如亞塞拜然的州委書記定價50萬盧布。
最為惡劣的是，每一個局中之人，都知道遊戲的最終結果，因此更加瘋狂地利用權力為自身攫取利益，並以高壓維持秩序，從而更猛烈地製造矛盾。
第三、精英人人演戲。
蘇聯的垃圾時間有一個典型現象，那就是對蘇聯模式的主觀拋棄，這並不是源自民間，而恰恰是在蘇聯的官員集團，僵化的觀念和意識形態，首先就是被他們拋棄。
但由於共同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團樂於維持現狀，並心照不宣地通過宣傳機器日復一日地維護著皇帝新衣式的神話。
真理報的一位編輯曾指出：蘇布上上下下都不相信那套意識形態，但一到了正式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鼓掌，重複著陳詞濫調。
蘇聯的精英們，看上去都像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們一方面義正言辭的批評腐敗。另一方面，他們又對蘇聯模式感到自豪，為自己身處權力集團而躊躇滿志，為自己身處龐大的紅色帝國而驕傲。一方面，他們很樂意向別人顯示自己的思想開明，根本不信那套虛偽的教條。另一方面，他門又善於掩蓋個人的觀點，張口閉口都是宏大敘事。
這便是蘇聯垃圾時間內，特有的犬儒式機會主義者。也就是，台前高唱讚歌，背後嗤之以鼻。
第四、底層人人躺平。
美西方的好處不多，但都看得見。蘇聯的好處很多，但都摸不著。
在蘇聯的垃圾時間裡，儘管蘇布的宣傳機構依然高調宣傳蘇布的偉大成就，但社會底層卻瀰漫著一種普遍的沉默與不信任。
在蘇聯的垃圾時間裡，底層的蘇聯人逐漸看破了紅塵，看透了特權階層的本質。他們學會了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私下裡則用笑話和隱喻的方式交流真實的想法。這種集體沉默的背後，是人們對個人安全的擔憂和對蘇布的不信任。
雖然少數人勇敢的發出了他們的聲音，然而令人詫異的是，蘇布當局對這些人潑髒水，依然得到了一些人的響應。這類人是當局的附庸，他們負責把不聽話的人排斥於社會之外。這類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蘇布的統治穩定，也延長了蘇聯的垃圾時間。
但大多數人，選擇的是沉默。
1991年12月25日晚，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散。《解體歲月》一書中，這樣描述了蘇聯社會當晚的情形：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樹葉被風颳起的陣陣沙沙聲。除此之外，什麼聲音都沒有。嚷嚷聲、唏噓聲、咒罵聲……一切都沒有。
蘇聯解體後，有許多退休的國企工人和退役的軍官，為了捍衛信仰，選擇了自我結束性命。
他們捍衛的是信仰?還是既得利益者的特權?
上世紀90年代獨聯體國家多次民調顯示，有少數人對蘇聯解體表示了不滿，但他們普遍來自體制內。當官員不再享有特權，當鐵飯碗被打爛，那些曾經的既得利益者最為憤怒。他們呼喚過去，不是因為什麼信仰，而是想拿回自己的鐵飯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