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原文如下：
前幾天,可能因為讀到一二有關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帖子,心裏就浮現出這樣一個說辭：曆史的垃圾時間。
是的,曆史,垃圾時間,曆史的垃圾時間。
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近二十年裏（1964－1982）,新沙皇帝國四麵出擊,甚而有壓倒山姆大叔之勢,但我們今天憑著“後見之明”的優勢,卻不難知道,那個泥足巨人隻是貌似強大,內部已困難重重。尤其1979年入侵阿富汗,更令整個帝國陷入泥潭。不妨說,1989東歐劇變,1991蘇聯崩潰,就是從1979開始的。
我願意不避主觀地說,1979之後,就是蘇聯的垃圾時間了,戈爾巴喬夫隻是讓這段垃圾時間早點結束罷了。
我想,“曆史的垃圾時間”這個說法,絕不止適用於俄羅斯的曆史,絕不止適用於當代史。
先來看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末尾一段：“自鹹通以後,南詔侵邊,唐財政及內亂頗與明季之“遼餉”及流寇相類,此誠外患與內亂互相關係之顯著例證也。夫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時溥複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史家推跡龐勳之作亂,由於南詔之侵邊,而勳之根據所在適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嗚呼！世之讀史者儻亦有感於斯言歟？”
所謂“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是《新唐書·南詔傳》執筆者宋祁的話,意謂唐朝最後雖亡於朱溫之篡（907）,但實際上是亡於黃巢之亂（878）,甚至可說亡於龐勳之亂（868）；而陳寅恪強調,龐勳、黃巢之亂摧毀了東南地區的經濟以及南北的交通,致使唐朝統治喪失了經濟基礎,則是為宋祁的話增添了現代實證史學的理由。
這麽看來,868之後,尤其是878之後,就是唐代的垃圾時間了。
再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同樣是全書的結尾：“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麵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隻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曆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在黃仁宇看來,1587,萬曆十五年,明朝曆史就已結束了。照他的“大曆史觀”,其潛台詞其實應該是：與此同時,中國曆史也結束了。剩下來的,包括滿清三百年在內,都已喪失了曆史的“意義”,都隻是曆史的垃圾時間罷了！
很久以前,我就寫過一篇《黃仁宇“大曆史觀”批判》,批駁過其史觀,這裏且不細說。我隻想就事論事地強調一點：將1587定為明朝的終結之年,顯然是太早的。要知道,在此之後,明室還有能力在三個方向分別開戰,即寧夏之役（1592）、朝鮮之役（1592－1593、1597－1598）、播州之役（1599－1600）,是為“萬曆三大征”。這三場硬仗,大體都算是打贏了,明朝軍事上的表現,至少是勝過蘇聯在阿富汗的。
那麽,明朝走到了哪一步,才算是完全無力回天了呢？或者更合理的節點,應該在1630,即袁崇煥被殺的時候吧。那樣的話,從1630崇禎自毀長城,到1644崇禎自殺煤山,就是明朝的垃圾時間了。
當然,古今中外,曆史無限,這樣的例子其實俯拾皆是。西周覆滅之後,平王東遷洛陽,史稱東周,但實力上隻是一個小國,有如今日的梵蒂岡——東周名義上超過了五百年,但其實隻是周朝的垃圾時間！高平陵之變（249）,司馬懿一舉剿滅了曹魏勢力,此後至常道鄉公曹奐禪讓（266）,自然是曹魏的垃圾時間了。關原之戰（1600）,德川家康勝勢已定,此後至豐臣秀賴在大阪城切腹自殺（1615）,就是豐臣政權的垃圾時間了。
就是這樣的,曆史跟競賽一樣,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時間的。當是時,大勢已定,敗局難挽,無論如何努力,都隻是徒然的掙紮,隻能求盡量體麵地收場而已。
那麽,不幸而遭遇垃圾時間的人們,又該何以自處呢？是不是要跟時間的垃圾同歸於盡呢？
我以為,曆史之大是一回事,個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曆史的垃圾時間裏,個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無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繼續放飛自我的。
事實上,以中國曆史之長,中國人應對垃圾時間的經驗也很是豐富。孔子有謂：“無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實為深具處世智慧之言。“無道則隱”的“隱”,看起來很古典,說穿了就是世俗所謂“躺平”,借用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的概念,也可說是“退出”（Exit）——當“呼籲”（Voice）已然無效,個人就隻能選擇“退出”了。無論是“隱”是“躺平”還是“退出”,都可視為對垃圾時間的一種拒絕。
我們都知道那部日劇：人生總有不如意的時候,那樣的話,也不必勉強自己去努力,就把這當作神賜予我們的悠長假期吧。那麽,假若遭遇了曆史的垃圾時間,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曆史的垃圾時間當作文化的悠長假期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在大唐王朝的垃圾時間裏,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陸龜蒙、羅隱,遠走西蜀的韋莊,逃避後梁的韓偓,都各自擁有了他們的悠長假期,並煥發出異樣的文化光彩。
魯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裏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而就算被魯迅看低的詩,也非無可觀。我曾在《反讀書記》裏寫過：從《資治通鑒》來看唐末,是一個黑暗的世界,但從詩詞來看唐末,卻是一個華麗的世界,“前一種記錄是真實的,後一種記錄也非偽造。那是一個分裂的時代,時代分裂為兩個世界：最陰暗的世界,最華美的世界。一個曆史的平行宇宙。也許,正因為政治社會太過陰暗,這個時代才更需要太過華美的文字吧！有個別人,成為這一曆史平行宇宙——最陰暗的世界與最華美的世界——之間的接口。比如韓偓,在陰暗的政治世界裏,他是忠臣,逆時代而動；在華美的文學世界裏,他是豔詩寫作者,與時代同歡。”這些話,也可以拿過來,形容唐朝這段垃圾時間兼悠長假期的。
所以我們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時間裏,那個被黃仁宇宣判為“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的年代,才子和誌士卻與秦淮河上的美人譜寫了風月史上的華章：侯方域與李香君的離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憶語》；吳偉業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舊》和《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還有餘懷的《板橋雜記》,更可謂一部秦淮佳麗的集體傳記,他在自序裏斷然地表示：“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係,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至於錢謙益與柳如是、龔鼎孳與顧橫波的傳奇,直到二十世紀,還能讓偉大的曆史學家為之樹立起文字的紀念碑：陳寅恪寫出了《柳如是別傳》,孟森也寫出了《顧橫波考》。這一份香豔,這個文化的悠長假期,不也是明朝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光彩嗎？
曆史的發展與文化的發展不是均等的,其結束亦然,文化的迸發往往要滯後於曆史。此所以當曆史進入垃圾時間之後,仍可以成就一段文化的悠長假期。
就在這篇文章快寫完時,友人遇齋戴新偉傳給我一幅字,是他抄錄的一首詞,南宋張元幹的《瑞鷓鴣》。詞曰：“白衣蒼狗變浮雲,千古功名一聚塵。好是悲歌將進酒,不妨同賦惜餘春。風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須我輩人。雨後飛花知底數,醉來贏取自由身。”這首詞原有個題目“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韻”,“胡邦衡”即胡銓,因反對秦檜和議而被貶新州（今廣東新興）、吉陽軍（今海南三亞）；胡在新州時寫了首《瑞鷓鴣》詞,張元幹輾轉得見,感慨係之,遂有此和作。不知為什麽,我總覺得“不妨同賦惜餘春”、“臭味要須我輩人”以及“醉來贏取自由身”這幾句,好像都可以給“文化的悠長假期”這個說辭做一注腳。
還有,我們熟悉的“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不就是陳三立的悠長假期嗎？“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不就是魯迅的悠長假期嗎？
最後我想說的是,曆史太長,人生太短,絕不可以浪費。曆史總是有垃圾時間的——但人生沒有。
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
——国家现代化困境的另一种解释
引子｜两个世界，两条时间线
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确立八股取士；
此时，但丁的《神曲》问世已六十年，薄伽丘完成《十日谈》，西欧人开始从神学的阴影中苏醒。
1380 年，明太祖诛胡惟庸、废宰相；
英国《大宪章》颁布已逾一百七十年，私有财产与人身自由的原则逐步确立，贵族力量崛起。
1587 年，万历十五年，宦官得势、党争暗涌；
莎士比亚登上伦敦剧场，八年后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
1643 年，顺治即位，多尔衮摄政；
牛顿降生。1666 年，牛顿避疫乡间，完成微积分、经典力学、光学与天文学，被后世称为“奇迹年”。同一时期，清初最大文字狱——《明史》案刚刚结案。
1689 年，康熙亲政；
洛克发表《政府论》，英国通过《权利法案》，王权首次被制度性限制。
1776 年，乾隆下令大规模删禁书籍；
同年，《国富论》出版，《独立宣言》发表，瓦特蒸汽机投产，人类正式迈入工业文明。
14—15 世纪，人类站在同一个历史岔路口。
一个世界走向近代文明，另一个世界却被推入了漫长的**“历史垃圾时间”**。
什么是历史的垃圾时间？
它究竟是文化的悠长假期，还是文明的罗刹海市？
个人又该如何在其中自处？
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口，讨论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困境。
一、历史的垃圾时间
“历史的垃圾时间”最早用于描述苏联 1979—1991 年的崩溃过程。胡文辉指出，戈尔巴乔夫并非拯救了苏联，而只是让垃圾时间提前结束。
这一概念并不限于当代史。
西周东迁后的周王朝、曹魏高平陵之变后的政权、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崇祯诛袁后的明朝，乃至关原之战后的丰臣政权，皆可视为已进入失败倒计时的政治体。
当然，这一说法并不严谨，带有明显的事后判断色彩。历史并不会提前打出“垃圾时间”的提示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结局从未确定。
但如果跳出经验主义，转而从逻辑层面推演，“历史的垃圾时间”并非不可界定。
1. 经济学的逻辑
1920 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中，从纯逻辑上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那时苏联尚未成立。
换言之，在制度确立之初，其失败已被推演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自诞生之日起，便已身处垃圾时间。
当一个社会系统违背基本经济规律、个体无法改变、结局高度可预测时，它事实上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2. 政治学的逻辑
经济失败往往源于政治失败。
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疆域与人口，而是权力是否合法化。
“王在法下”，权力由统治者让渡给国民，并以宪法约束，这是国家现代化的起点。
孔飞力总结英国经验指出：
政治参与的扩大，决定了现代化是和平改革，还是暴力崩溃。
同一时期，英国贵族制衡王权，走向宪政；
法国路易十四强化皇权，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进一步指出：
真正彻底集权的，并非汉唐宋，而是明清。
明太祖废宰相、毁中枢、设内阁，使行政权完全对皇权负责，国家政治结构高度收缩。清朝基本沿袭此制。
当权力结构由橄榄型塌缩为幂律型，政治演化的方向便已锁死。
明代，正值世界近代文明开启之时，而相权的废止，实质上关闭了国家现代化的大门。
从此，历史进入垃圾时间。
二、文化的罗刹海市
历史有垃圾时间，个人却没有。
胡文辉提出一种看似温和的态度：
既然政治无解，不妨把垃圾时间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
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明清的才子佳人，确实在乱世中留下了灿烂文字。
但这并不意味着垃圾时间等同于文化繁荣。
更多时候，它更像一座文化的罗刹海市。
权力越集中，文化越贫瘠。
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思想者。
历史反复上演同一套剧本：
批评消失 → 沉默被怀疑 → 赞美也成义务 → 最终只剩谎言。
清代文字狱的规模、密度与残酷，前所未有。
意识形态控制并非统治者的偏好，而是合法性不足的必然结果。
赵鼎新指出，政权合法性来自三种来源：
意识形态、程序与绩效。
当程序合法性缺失，统治者只能疯狂强化意识形态。
与欧洲不同，东方王权试图用世俗思想解决神权问题，却无法提供终极安慰。
“王侯将相有种乎”不断撕裂统治合法性，革命循环不止。
而欧洲的神权与王权彼此制衡，反而为民间留下空间。
黑死病、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最终撬动了文明转向。
这就是大分流。
三、个人的临终关怀
若从极长时段看，人类历史本身几乎一直处于垃圾时间。
马尔萨斯陷阱下，努力并不带来积累，只加速毁灭。
方向错误的勤政，甚至会加快崩塌。
崇祯便是典型。
历史的跳跃，往往集中于一两代人。
贸易、市场、财产权，孕育出能够与王权博弈的社会力量，国家由此转轨。
一旦错过窗口期，代价就是百年。
但对个体而言，历史并不提供宏大答案。
能做的，或许只是——在不确定的时代，做一个普通的好人。
张元干写道：
白衣苍狗变浮云，
千古功名一聚尘。醉来赢取自由身。
这或许不是希望，
却是历史垃圾时间里，个人所能给予自己的最低限度的临终关怀。
全网删文下架！中共全面封杀！大陆禁片：《历史的垃圾时间》（完整版），我好像記憶出了問題，我以為是那本『崇禎，勤政的亡國君』裡提出來的。 說起來，之前一個挺有意思的、我認為應該和垃圾時間相通的概念「卡夫卡式社會」，不知道來源又是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