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洲、美国、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时，日本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日本没有像海尔特·维尔德斯、马琳·勒庞、唐纳德·特朗普、纳伦德拉·莫迪和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那样的煽动者，利用民众对文化和政治精英阶层压抑已久的怨恨。原因何在？
日本最接近民粹主义的人物也许是大阪前市长桥下彻，他最早在当电视艺人时成名，最近几年因为赞扬日本帝国陆军在战时使用性奴而蒙羞。桥下彻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和对自由媒体的厌恶，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但他在日本政坛从未能有任何作为。
桥下彻现在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收紧国家安全法律方面的事务提供免费咨询。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右翼民粹主义在日本的明显缺席。安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政治精英，他既是战时内阁部长及前首相（编按：其外祖父岸信介曾于1957年至1960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外孙，其父（编按：安倍晋太郎）又曾担任外交部长。然而，他与右翼民粹分子一样敌视记者、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学者。
战后的日本民主，受到知识精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意识地摆脱战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安倍及其盟友正竭尽全力抹杀这种影响。他试图修改日本和平宪法、重新让人们为战时历史感到自豪，并诋毁中间偏左报章《朝日新闻》等主流精英媒体的努力。这为他赢得特朗普前策略师斯蒂芬·班农的赞扬。班农曾称安倍是“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
在某种程度上，班农这样说并没有错。2016年11月，安倍告诉特朗普：“我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朝日新闻》。希望你也能成功地控制《纽约时报》。”即便这只是两位所谓民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玩笑话，也是可耻的。
因此，你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在日本政府处于核心位置，而其代表便是这个国家最精英的家族后代。但这一悖论并不是日本缺少像勒庞、莫迪和维尔德斯这类人物的唯一解释。
煽动者要想挑起针对外国人、世界主义者、知识分子和自由人士的民怨，就需要利用社会在经济、文化和教育上存在的巨大差距。20世纪30年代中的日本就是如此，当时的军事狂热分子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针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正在腐化日本政治的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但以失败告终。
政变当时得到在贫困农村地区长大的士兵的广大支持。为了让全家人能生存，他们的姐妹有时不得不卖给大城市的妓院。西化的大都市精英是他们的敌人，而公众舆论则主要同情反叛者。
现代日本也许有其缺陷，但却比美国、印度或许多欧洲国家要平等得多。高税率使得财富难以传承。此外，最富裕的日本人往往非常谨慎，不像美国人、尤其是特朗普那样大肆炫耀物质的繁荣。日本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中产阶层之国。
羞辱感和丧失自尊心滋生了怨恨。在一个人类价值以名望和金钱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的社会里，这些方面的相对缺乏、或仅仅成为普通人中的一员，很容易令人感到耻辱。在极端情况下，绝望的人会暗杀总统或摇滚明星，以期登上新闻头条。民粹主义者在那些愤怒的群体中找到支持，这些人感觉他们被精英阶层所背叛，剥夺了他们在阶层、文化或种族方面的自豪感。
这一切尚未发生在日本，文化可能与此有关系，美式风格的自我推销令人不悦。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盛行由大众媒体所推动的名人文化。但自我价值的定义更多是在集体企业中找到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做好分配给你的工作，而不是追逐个人的名誉和财富。
有些工作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就好像那些身着制服，向进入银行的客户微笑并鞠躬的中年男子。认为这些工作给予人们巨大的满足感未免太过天真，但它们却让人们有一种在地感，在社会中有一个角色，无论这些角色卑微与否。
同时，日本的国内经济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全球化程度最低、受保护程度最高的其中一个。日本政府之所以一直抵制西方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就一直崇尚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理由有几个。牺牲效率而保持就业的自豪感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因此而扼杀了个人进取心，也在所不惜。
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可能让英国经济更有效率。但通过打压工会和其他具备工人阶级文化的现有机制，政府也剥夺了那些往往做着不愉快工作的民众的自豪感。效率不会带来归属感。那些现在觉得孤立无援的人，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受过更好教育、有时也更有才能，并因此更能在全球化经济中大展拳脚的精英阶层身上。
其中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结果，是许多这样的失败者选择了一个吹嘘财富、个人成功和天才的自恋型亿万富翁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这样的情况在日本不太可能发生。在对其原因的反思中，我们也许可以学到某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