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从轻工业开始，要好过从重工业开始。从轻工业开始的国家，绝大部分都成功实现资本主义转型；从重工业开始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工业化失败，最终连社会制度转型也惨败。
简单来说，原因是这样的：
1. 日本起初也跟清国一样，从重工业开始推进明治维新，但是日本很快就意识到问题：重工业投资大、收益周期长、无助于积累社会财富和实现国家工业化。
在意识到这种问题以后，日本迅速投资轻工业，开放民营企业参与领域，允许民营企业与国家企业自由竞争。这样做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社会财富迅速累积起来，社会各个环节的工业化程度迅速反超财大气粗的大清国，同时大量解决了就业人口问题。
相比之下，大清国从重工业开始，轻工业产品基本靠国家垄断和国外进口，重工业不但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打几个败仗，差点儿把重工业清零了。轻工业不许民间企业竞争，国家垄断财富和收益，结果社会贫困程度超乎想象，而大批失业人口和无业游民又导致社会激进化程度不断加深。
日本全面开放轻工业领域，迅速解决了浪人武士的就业问题；大清国不开放轻工业，甚至不投资轻工业，完全无法解决知识分子就业问题——當知识分子数量激增，不论是留学回国，还是本国参加科举落败的，全部都成了社会动荡因子。
大清国跟沙俄工业改革非常相似：从重工业开始，立马就能看见船坚炮利的效果，但是既无法解决就业问题，也不给社会创造财富，财富全被国家垄断起来，政府与民争利。结果沙俄也出现了大量浪人知识分子，贫困促使这些知识分子迅速走向激进化，俄罗斯悄悄变成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王道乐土，给自己灭亡种下祸根。
苏维埃政权继续重温了沙俄时代失败的重工业政策，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重复晚清偏重重工业的历史错误一模一样，就像是历史轮回。结果苏维埃和“人民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一样：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也就是消灭社会动乱因子），一边制造大饥荒。
2. 轻工业很容易带动文化产业变化，进而带动社会思想活跃起来，一边缓解激进主义思想，一边引导国家社会制度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这个原因很好理解：社会财富增加了，知识分子衣食无忧，可以专心做学术研究，探讨社会制度设计和研究社会问题。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本知识分子跟清末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日本知识分子在爲社会改革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纠正问题；清末知识分子却没有任何上升渠道，看不到任何希望，唯一能讨论的就是暴力推翻国家，当时顶尖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考虑制度设计和研究社会问题。
清末知识分子激进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连徐锡麟和秋瑾这样依赖体制生存的社会精英，也跟体制不共戴天了。亲自参与暗杀、亲自制造暴动的知识精英不在少数，尤其是书香门第出生、甚至官宦世家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国家了。
即便梁启超、章太炎这样杰出的知识界领袖，也完全不关心制度设计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国家必须改变，要么暴力迫使其改变，要么通过日渐上升的社会压力迫使其改变。
1910-1911年这段时间裡，立宪派四次请愿，最终连温和而保守的立宪派也对清政府绝望了，公开扬言要支持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终于1911年，所有人都忍无可忍了。
缺乏制度设计上的反思，导致民国初年，国家失去了方向：所有人都觉得学习欧美现成的制度模式，但是为什么会学到黄腔走板呢？
1949年以后“人民共和国”又犯了这种历史性错误：他们想当然以为苏联模式是现成的，照搬照抄不会吗？这种政治天真是前三十年动乱的根本原因，甚至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没有找准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方向。
由于缺乏制度设计，又没有知识分子独立研究社会问题，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權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他们就算亲自去苏联镀金，也不懂得研究苏联的制度性问题和社会问题，然后他们竟然就这样：想当然地全盘接受了苏维埃模式。
可以说，从重工业开始的国家，都患了一种急躁冒进的老毛病，结果无一例外都欲速则不达。巧合的是，现在呼吁中国实现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也都是想当然假设：欧美那么多先进的社会制度，照搬照抄不会吗？为什么要研究制度设计？
你看，这又是一轮新的历史循环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