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百科:抗日战争十大战役

结束中国战区二战的日本投降仪式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距离亚洲战事正式于9月2日结束已有一周。该仪式于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在中国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举行。[1] 

在这场15分钟的仪式中，日本帝国陆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军签署了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投降书。无条件投降书由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二战同盟国代表何应钦将军接受。

在1945年8月至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战区共有超过150万军队投降，包括以下部队：

• 中国派遣军（中支那派遣軍）

驻扎于中国中部和南部，约有 100万人

包括约 25至30个步兵师

• 关东军（関東軍） — 驻满洲（伪满洲国）

约 70万人，原为精锐部队，但在1945年被苏联攻击后元气大伤

拥有约 20至24个师

• 台湾军（台湾軍）

约 10万人以上

拥有 1至2个师

据估计，中国在二战中有约1000万至1700万平民死亡，另有约300万至375万军人在二三十场重大战役中阵亡。

在正面战线，八年里一共爆发了22场战役。

1. 中国的首次重大胜利：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至4月）

到1938年，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空军和海军几乎被完全摧毁，整体战力一度陷入低谷。

在此背景下，日本军方将矛头指向中国内陆的重要空军据点——湖北枝江。日军此役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摧毁驻于枝江的中国空军基地。该基地不仅驻有中华民国空军（ROCAF），也有来自**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的援军，是盟军在华中地区维持空中优势的关键枢纽，同时也是美军轰炸机的重要起降点。枝江距离当时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仅约435公里（270英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日军的意图是要么强行夺占该基地，要么迫使中国方面在危急之际自行将其摧毁。

此次战役由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将军亲自指挥。这场战役被视为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不仅有力地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战斗的最大特点是激烈的巷战与近距离白刃战。城市狭小复杂的地形有效削弱了日军在火炮和重型装备方面的优势，使中国军队得以在正面交战中与日军抗衡。同时，与以往战役不同，中国军队此次不仅成功保障了后方补给线，还在战斗中有效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况极为惨烈，为了维持军纪，中国军方采取了严厉手段。基层军官多次被明令禁止撤退，甚至被要求在部队伤亡后亲自补上空缺，继续作战。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将军亲自警告汤恩伯将军，如果他不能坚决履行职责，赶来增援，将“如韩复榘一般被蒋委员长处决”。这番话传递出极大的压力，也反映了战役的紧张程度和中国军队誓死抗敌的决心。

当时，中国步兵夜间经常组成突击队，在漆黑的夜色下，仅携带大刀片和刺刀发动攻击。在战斗前，军官会发放银元作为奖赏。而这些勇士们却把银元扔在地上，“我们不怕死，只希望等胜利那一天到来，用这些钱在我们坟前立一块碑就行了。”

这句话凝聚了无数中国士兵的牺牲精神与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令人动容。

 据估计，台儿庄战役中中日双方的伤亡人数各约为2万至3万人。战斗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2]

2.  第一次长沙会战（9/17-10/6, 1939）, 第一次成功保卫的大城市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国际局势发生了剧变。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日本关东军则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重创。为挽回在台儿庄等战役中的失败，恢复军队士气，日本急于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与此同时，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欧洲战火骤起。日本趁西方列强重心转向欧洲战场之际，企图迅速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为在华中地区建立汪精卫伪政权扫清障碍。因此，这场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和心理战性质。

1939年9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进一步削弱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兵力逾10万，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动进攻，意图在短时间内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

此次战役的中国主帅是第九战区的薛岳将军，他因指挥果断、作战勇猛，被飞虎队领袖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誉为“亚洲的巴顿”。【3】他制定了“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战略方针，调集了30余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总兵力超过24万人投入此次会战。

2.1 赣北作战

9月14日，驻扎在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由中井良太郎率部率先发动牵制性攻势。面对日军进攻，华军方面由罗卓英担任前敌总司令，指挥所属3个集团军、7个军进行顽强抵抗。

10月5日，薛岳再次致电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等将领，命令他们务必全歼日军第106师团。然而，当国军发起总攻时，该师团却突然发起反突击，成功突破国军重重包围，撤回武宁固守。至此，赣北战役宣告结束。

2.2 鄂南作战

9月30日，日军第33师团攻占朱溪厂，主力部队相继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并在献钟以西的三眼桥与奈良支队的前锋部队会师，至此日军南北两路战线成功连成一线。然而，此时原本被日军企图围歼的国军第15集团军已提前有序后撤。

10月2日，日军第33师团开始后撤，并从渣津东进修水，以策应第106师团的撤退。国军第79军、第8军、第20军及第30集团军紧密配合，多次对撤退中的日军发起截击和夹击作战。至10月10日，日军退回至通山、通城一带的原防御阵地。

2.3 湘北作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主战场打响的时间是9月18日。日军投入进攻的部队是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向新塘河以北的国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在湘北方面担任守备的国军是由关麟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

2.4 日海军突袭、营田登陆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关于是在征得薛岳的同意后，立即组织各军后撤。

2.5 决守长沙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薛岳违抗蒋介石“得失长沙听命于军令”的命令，坚决主张死守长沙。他情绪激昂地表示：“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随后，薛岳在长沙紧急召开作战会议，最终制定出“引敌至郊外，反包围歼灭”的作战计划，即著名的“天炉战法”。

根据湖南地势特点，薛岳以左倚洞庭湖、右靠幕阜山的天然屏障为依托，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河四条水系作为迟滞日军前进的屏障。同时贯彻“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战略措施，削弱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能力。作战总方针为“后退决战，争取外围”：国军部队采取“打了就退”的灵活战术，在四河之间与幕阜山地带游击作战，将日军引入设下的包围圈，再由长沙城内主力与外围藏匿于山林的部队夹击合围敌军。

薛岳还下令战区直辖的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东北方向推进，占据进攻出发阵地，构筑反攻体系。

另一方面，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镇咸宁指挥，初期几乎每日接到捷报：赣北的第106师团与佐枝支队按计划挺进湘北，鄂南的第33师团推进至汨罗江上游，湘北的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突破新墙河与汨罗江防线，似乎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

然而战局突变：赣北日军被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无法前进；鄂南部队虽与湘北主力会合，但国军已主动撤退；而湘北战场上，国军不再固守阵地，而是灵活机动，反复设伏，令冈村宁次困惑不解。

更为关键的是，他低估了中国军民的总体战力量。会战前，当地百姓在政府动员下与部队协同，将新墙河至捞刀河一带道路悉数破坏，田地翻耕为新土，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后勤更难保障。在这种不利态势下，冈村宁次最终下达撤退命令，命令中写道：

“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前线的国军将领关麟征第一时间察觉到日军撤退迹象，即令部队尾击追击。10月2日，第15集团军克复上杉市；10月3日，第25师、第195师追击至福临铺、金井一带，迫使日军向汨罗江北岸退却；10月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要地。

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重新控制鹿角、新墙、杨林街一线，日军逐步撤回至新墙河以北。至10月14日，战局恢复至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取得战略性胜利。

战后，日中双方各自公布战果：日方宣称击毙、伤、俘国军4.8万余人，自方伤亡仅3600人；而中方则宣布歼敌3万余人，第九战区自身伤亡约4万。

长沙成为抗战以来第一座成功抵御日军大举进攻的大城市，其坚守有效阻止了日军在华南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图谋，对抗战全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3. 百团大战（1940年8月-12月）

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最大、时间最长的战略进攻战役。1940年初，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下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师队（第115师46个团、第129师47个团、第120师22个团）协调发动对日军占领的城市及其连接铁路的进攻。根据中共官方说法，战斗于8月20日开始。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百团大战”中，交战区的老百姓和民兵帮助八路军挖铁路、锯电杆、探情报、救伤员，军民一体抗击敌寇进犯者。

从8月20日到9月10日，部队攻击了分隔共产党根据地的铁路线路，主要包括从山东德州到河北石家庄，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山西太原到山西大同的铁路。西方资料记载日军伤亡约2.09万人，伪军伤亡约2万人。【4】

1940年12月10日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中认为，此役八路军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合计46,380人）；消灭据点2993座，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260多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共产党所控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随之大幅度扩大为华北437个县中的10个县。

9月25日，蒋介石给朱德、彭德怀发来贺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1940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原欲乘德国军队席卷欧洲之际推行其“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尽早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为“南进”战略铺路，日本法西斯被迫暂时搁置南进计划，转而将恢复华北地区的“治安”视为首要任务。

4.中缅印战区、 一号作战与中共在沦陷区领导的抗日斗争

1942年在亚洲，盟军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亚洲国家，并开辟中缅印战区。然而，中国与英国在缅甸战后恢复问题上存在分歧。缅甸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随着1942年4月缅甸的沦陷，中国最后一条国际补给线被切断，仅剩下穿越喜马拉雅山、长达500英里的“驼峰航线”空运补给。

“中缅印战区”（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 简称CBI）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及东南亚、印缅战区的军事统称。【5】

盟军的战略安排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战备部署。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同意在缅甸展开联合大规模军事行动，前提是西方盟国投入大量资源。然而，这一承诺并未兑现。数日后在德黑兰会议上，西方盟国与苏联决定优先考虑欧洲战场。1944年1月，蒋介石曾警告美国总统罗斯福，若将重点放在欧洲，将会激励日本加紧攻势，试图将中国彻底击垮。同年3月底，中国判断日军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

为了加强防御，中国试图调动驻云南的“远征军Y部队”，该部队原定用于缅甸战场，系美军训练和装备的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兵力约100，000人。然而1944年4月初，美国威胁称，若Y部队不交由史迪威指挥投入缅甸作战，将中止为中国提供武器、物资和服务的《中美租借协定》。最终，Y部队于5月中旬在“一号作战”展开的同时加入了盟军在缅甸的战役。

日军的一号作战（Operation Ichi-Go）是日本帝国陆军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之间于1944年4月至12月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战役。【5】
这场战役包括在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省的三大战役。【6】

一号作战的两个主要目标是：

• 打通通往法属印度支那的陆上通道；
• 攻占中国东南地区美军轰炸机所使用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是盟军CBI战区对日本本土及其海运航线进行空袭的关键。

为实施此次攻势，日本陆军共动员约50万兵力、10万匹战马、1,500门火炮、800辆坦克、15,000辆其他军用车辆以及200架轰炸机。此外，还为部队准备了八个月的燃料和两年的弹药储备。

据历史学者原剛（Hara Takeshi）指出，这是“日本陆军历史上实施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

由于中国军队同时在国内主战场和印度/缅甸战场和日寇作战，在以后的常德、衡阳等战场的防御因兵力不足，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自193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侵略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日军占领的省份中，由中共领导的抵抗力量、游击队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包括，察哈尔省（内蒙古的一部分），绥远，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浙江, 和 江苏等各省。

他们使用小型机动部队/游击队进行打了就走的袭击，破坏日军的补给线，伏击日军和伪军。这一战略迫使日军在占领区分散兵力，从而削弱了其整体态势。

中共对日军成功实施的游击战不仅提高了其声望，也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支持，为二战后其在中国内战中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5. 美籍华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与排华法案

1941年12月，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美国与中国结为盟友，共同参与全球反法西斯战争。长期以来受到《排华法案》严酷歧视的华裔美国人，开始被视为美国社会中受尊重、值得重视的一员。如果我们愿意细看，就会发现不同族群之间其实存在深刻的共同点。赛珍珠（Pearl S. Buck）与她的丈夫都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加入了“废除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为废除《排华法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积极倡导在终结这一长达61年的排华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882年排华法案》最终于1943年被《马格努森法案》废除[7]。

在日本入侵中国后的八年中，美国华侨为中国的抗战捐款达两千万美元。

1938年5月9日，在中华会馆的赞助下，约有12,000名来自纽约市及其他东岸城市的华裔美国人，在唐人街举行了长达三英里半的游行，以公开支持中国抗战。

珍珠港事件进一步激怒了华裔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由此获得了一种英雄感，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他们感到有责任保卫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美国；同时也要拯救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祖籍国，中国。是的，华裔美国人终于挺身而出了……

据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5,000至20,000名华裔美国人参军，占当时在美大陆华裔人口的约20%。相比之下，美国全国的参军率仅为8.6%。而在纽约市，华裔美国人的参军比例甚至更高，惊人地达到了该群体人口的40%。

1943年4月18日，中国的蒋夫人（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治与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夫人）应邀在美国众议院发表了演讲。在她的讲话中，她赞扬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努力，也回顾了中美之间的友谊：“我们中国人和你们一样，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全人类所拥有——我们必须实现它。”

蒋夫人的来访也表达了对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的感激之情。该法案向中国提供了战争物资，以支持中国的抗战努力。蒋夫人是唯一一位在众议院接待会上发表讲话的女性外国政要。她优雅而轻柔的英语、端庄的仪态立刻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喜爱，让他们对中国人民留下了温暖的印象。人们普遍认为，她的演讲有助于改变对华裔美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使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

宋美龄的访问也加强了战时美中之间的同盟关系，而她本人更是在推动废除《排华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私下场合，蒋夫人游说了多位国会议员及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士，包括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敦促他们支持废除《排华法案》。

在一次与几位关键国会议员共进的私人晚宴上，她明确表示，废除该法案将有助于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并体现出美国真正重视自己的盟友。

她指出，维持这样一项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律，与盟军所宣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并削弱了美国在战争中的道义形象。

美籍华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支持抗日，赛珍珠、蒋夫人和奋战中的中国军队帮助废除了1882年排华法案。

6. 常德会战 （11/1943 – 1/1944）

常德地处湘北，东面是“五湖”之一的洞庭湖，西面是武陵山，而常德最有名的不是风景，而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性，常德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是抗战时期粮食的重要产地。常德更是通往桂林、贵阳、重庆的重要战略门户。1943年冬，日军为打通南北交通线、支援缅甸战场，并对中国国民革命军施加压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史称“常德会战”。

守卫常德的是由余程万将军指挥的第74军第57师，兵力仅8,529人。而日军则动用了第11军约6万人，配备化学武器、火焰喷射器，甚至使用带有细菌的炸弹，企图以优势兵力迅速夺取常德。

战役初期，日军攻占了常德市区的部分区域，迫使大量平民撤离。第57师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坚守整整16天，粮弹尽绝仍不退缩。最终，该师仅剩83人生还，英勇事迹震撼中外。与此同时，中国军队迅速组织援军，第10军、第18军等部队向常德展开反击，并实施反包围。随着战斗深入，日军伤亡惨重、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1943年12月13日撤退，中国军队随后展开长达20多天的追击战。

第10军由方先觉将军指挥，于11月29日率先收复德山，继而从南方猛攻日军阵地。战斗尤为激烈，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中将身中五弹，壮烈殉国。12月11日，中国援军突破敌防线，进入市区，与日军展开再次巷战，最终切断敌军补给。至1944年1月5日，日军已退回战前阵地，战局重归中国军方掌控。

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英勇奋战，付出重大牺牲。除孙明瑾将军外，还有两位师长在战斗中阵亡：第44军第150师师长徐国璋中将在常德西北太浮山牺牲，年仅37岁；第73军第5师师长彭士量中将在桃源至石门一线阵亡，年仅38岁。

值得一提的是，常德会战也是继武汉会战后，中国空军参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空军配合地面作战，展现出强大战力。 据美英盟军估计，中国方面伤亡约43,000人，日军伤亡则超过40,000人。战后，中国军队向盟军观察员展示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及俘虏，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这场战斗不仅极大鼓舞了当时处于困境中的全国军民士气，也成为抗战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象征，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盟友对中国战区战略地位的认同

7. 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8月）

在同一个十年间，中国修建了两条重要的铁路干线：武广铁路（武汉－广州）和湘桂铁路（湖南－广西），两线在衡阳交汇。这一交通枢纽的形成，使衡阳的战略地位大大上升，成为通往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的重要门户。

如果中国方面未能守住衡阳，日军便可由此突破防线，进入桂林，继而向西挺进贵州，从而直接威胁重庆——当时的战时首都和中国军政中枢。这将使中国的指挥中心面临极其严峻的危险局势。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以低调方式援助中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AVG），即“飞虎队”，由美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组成，前往中国协助对日作战。

美国正式参战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CBI）美军司令。然而，随着战事推进，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

在缅甸战役中，包括中国的第五军和第六军在内的盟军部队遭遇惨败。这两支部队被蒋介石誉为中国的精锐之师。战败使史迪威将军深感挫败，并从此一心想要“复仇”，弥补失利。

在史迪威的大部分任期内，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缅甸，将缅甸战场视为唯一优先事项，而对中国本土战场的关注和配合则相对有限，这也加剧了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互不信任。

在衡阳保卫战爆发前的几个月里，美国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施加了更大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要求蒋派遣驻云南部队进入缅甸作战，以及允许美方观察员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

1944年4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提出相关要求，不久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进一步向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Stilwell）下达指令，威胁称：如果蒋不下令云南部队挺进缅甸，美军将中断通过“驼峰航线”从英属印度向中国运送的空中补给。

面对美方日益加大的军事与外交压力，蒋介石最终难以承受。1944年4月15日，即日军发动一号作战（Ichi-go）的两天前，蒋被迫下令，派遣原本部署于中国西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云南远征军出境，进入缅甸战场。

这一决策不仅反映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与战略两难，也直接削弱了中国本土正面战场的兵力布防，影响了随后的衡阳等城市的防御能力。

在河南溃败与长沙失陷的打击下，国民政府遇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的失败表示失望，这使得作为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感到莫大的压力。

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了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的方案。罗斯福的这一提议深深地刺激了蒋介石，在7月21日一次军事会议上，他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已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据徐永昌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奉命坚守衡阳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该部队正式组建于1940年，其前身为在1938年武汉会战中英勇作战、被授予“忠勇师”称号的第190师。

在1941年底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十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胜利，因而被授予荣誉称号“泰山军”。

“泰山”为中国五岳之首，自古象征尊崇、稳固与坚定不移，这一称号代表着国家对第十军英勇作战精神的高度敬意与肯定。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中将在湖南人民中颇有声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为生死攸关的时刻，时任第十师师长的方先觉少将曾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承诺坚守阵地一周，并写下了一封“遗书”寄给妻子。

这封信后来以《誓死保卫长沙 方师长遗书留别》为标题，刊登在1942年1月2日的《长沙日报》头版，感动无数民众，彰显了其誓死守土、不辱使命的军人精神。

1944年5月29日晚，衡阳战云密布之际，蒋介石从重庆亲自致电方先觉，命其立即恢复指挥职务，并火速率部进驻衡阳，准备守城10日至两周。这一指令拉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也预示着方先觉将再次承担起守护湖南门户的重任。

在衡阳部署之际，第十军仍处于兵员补充与整编阶段。此前在常德会战中，该军损失惨重，第十师师长阵亡，部队元气大伤。

第190师尚在整编过程中，仅有一个团兵员充足，另外两个团仍在等待新兵补充。而第54师一个恰巧驻扎衡阳的团被调归方先觉指挥，参与守城。但在会战第三天衡阳机场失守后，该团团长擅自令两个营撤离，仅留一个营继续坚守衡阳。

此外，第十军的作战兵力还包括一个野战炮兵营、一个山炮营和一个反坦克连。虽然名义上辖有四个师，但实际总兵力只有七个团的战斗力。衡阳地方史专家裴啸统计称，第十军守城兵力总数为16,275人 (这个数字还未包括1944年6月14日从第46军调往衡山、后归方先觉指挥的一个700人的营，该部担负牵制日军侧翼的任务)。

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方先觉将军亲自制定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建设标准：

• 北面与西面多为稻田与水塘，要求将田埂挖通连接，形成大片积水区，并在所有小路上修筑碉堡；
• 南面与西南面地势为丘陵，命令修筑相互连通的堑壕与掩体，在制高点两侧配置机枪阵地，形成交叉火力带，封锁开阔地带；
• 所有面向敌方的山坡要求削成立壁，顶部开挖堑壕以便投掷手榴弹；
• 在南面与西南外缘开挖深五米、宽五米的壕沟，被士兵称为“方氏壕沟”；壕沟边缘建有碉堡，用于封锁壕内敌人；
• 壕沟底部注水或布设尖桩，对敌人形成致命障碍；
• 壕沟敌侧设置两至三道铁丝网与拒马；
• 外围大部分区域则埋设地雷，构成密集的杀伤区。

接着，方将军疏散了所有衡阳居民。这样既能避免平民伤亡，使军队能够全力专注于作战，也能防止叛徒和间谍藏匿于民众中。第十军向铁路部门请求免费运输，司令部直属机关和部队派员驻守各大火车站，协助老人和儿童登车。在四天四夜的时间内，衡阳30万居民全部顺利撤离。

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命令日军第11军尽快拿下衡阳。1944年6月20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下达对衡阳的作战部署命令，要求部队迅速攻占衡阳，并歼灭所有前来增援的中国军队。

7.1 日军第一次总攻（6/28-7/2）

日军第十一军伤亡16,000人，而中国第十军仅为4,000人。衡阳守军在南面失去了两个前沿阵地——高山和汀泌山，在北面和西面则失去了四个前线阵地。

7.2 日军第二次总攻（7/11-7/16）

7月11日清晨，日本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同一天，新任第68师团指挥官堤三树男中将正式上任。整个进攻行动由第116师团的岩永大佐负责指挥，日军共投入了15个步兵营、12个炮兵营，以及第5飞行战队的支援。

在南部山地的东端，江西馆、乌龟山、141高地和枫树岭等阵地由第10师第28团负责防守。当天夜里，江西馆一线经过一整夜激烈的战斗，第9连一个整排官兵全部阵亡。在其他阵地上，战斗同样异常激烈，双方反复拉锯、互有攻守。中日两军的伤亡人数迅速上升。

进攻虎形巢的是第116师团第120联队，守军则是第10师团第29团第2营。虎形巢前方是一片开阔地，正对悬崖防线，给第120联队的突击造成了极大困难。进攻头两天均未奏效，日军于是将重炮推进前沿，步兵佯攻以引诱中国军队暴露出六个机枪阵地，随后这些阵地被炮火摧毁。在近距离重武器的密集火力掩护下，日军终于突破层层障碍和悬崖防线，展开强攻。

联队长和尔基隆·和仁本隆（日文名：わにもと たか）亲自带队冲锋。正当他们冲至半山腰时，中国守军士兵突然从伪装的掩体中跃出，向日军投掷手榴弹。和仁本隆重伤，不久后身亡。按照日本军队惯例，他被追授为少将。

7.3 日军第三次总攻（8/4-8/8）

到8月1日，五个日军师团共计11万人，配备五门重炮和五十门山炮，以及四万发炮弹，已集结在衡阳城外。横山勇中将佩戴着象征天照大神神宫的神符，亲自飞抵衡阳，准备于次日亲自指挥第三次总攻。

8月6日凌晨3点，日军第58师团攻占了北面的演武坪，歼灭了中国第190师第568团第5连残存的三十余名战斗士兵。中午，在北五龟山，第3师第8团迫击炮连的连长看到一名日军指挥官挥舞着指挥刀，正在下令部队冲锋。这名中国连长断定对方极有可能是高级军官，毅然决定发射最后八发炮弹将其击毙。就这样，日本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阵亡。

日军为付出惨重伤亡却迟迟无法取得显著进展而感到沮丧，许多高级军官也在战斗中阵亡。其战史中记载：“战局前景并未显得更加乐观，因此，进攻再次停止。

7.4 增援衡阳失败

在衡阳战役开始之前，蒋介石曾向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承诺，将调动空军与陆军给予支援。他设想得极为大胆：其他国军部队将从外围包围日军，而衡阳城内的守军则从内部夹击，最终实现对围城日军的内外合击，将其一举歼灭。

7月13日，第62军第151师攻占了白鹤铺，距离衡阳约20英里。7月14日，第79军第194师攻至距离衡阳10英里的新桥。7月17日，第151师占领了距离衡阳仅6英里的雨母山后，立即继续向欧家町和黄茶岭推进，这两个地点距衡阳仅两到三英里。

与此同时，第79军组建了六支突击小分队，试图突破日军封锁，支援被围困的第10军。7月20日，第62军第151师和第157师抵达欧家町和黄茶岭。

当天，第11军司令横山勇中将下令暂停对衡阳的第二轮进攻，抽调兵力转而对抗中国援军。被围困于衡阳的第10军总部在听到西南方向的枪声后，相信援军即将抵达。通过与第62军的无线电通信，他们很快达成一致，由第10军派出一支小部队前去接应第151师和第157师入城。当晚，第10军警卫营突破日军封锁，试图在衡阳西南郊外的五里亭与第62军会合，结果却未见一人。

7月21日，日军对第62军发动猛烈进攻，造成其重大伤亡，第157师第471团团长战死。第62军被迫撤回雨母山。距离衡阳更远的第79军也遭到日军反击，被迫停止推进。

7.5 在守卫衡阳最后的日子里

战地医院和临时救护所里挤满了受伤的士兵。护士们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当纱布和绷带耗尽后，只能煮沸棉被、撕裂床单和毛毯来包扎。渐渐地，轻伤的士兵不再寻求治疗，一些重伤者则选择自杀，或坚持战斗，与尽可能多的敌人同归于尽。

一位衡阳保卫战的幸存军医周宏遄回忆起他永生难忘的一幕：他的同事、军医贾省三上尉腹部中弹，肠子从伤口中流出。在被送往战地医院途中，贾上尉请求同行的人带他去湘江喝口水。周医生亲眼看到，贾省三故意扑倒在江中，投江自尽。

那天中午，中国第十军的各师师长齐聚军部会议，纷纷表达了对持续鏖战45天的战局的极度悲观。敌军兵力已经达到己方的百倍之多，衡阳随时可能陷落。

方先觉将军于是命令参谋长孙鸣玉起草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报，这封电报后来被称为“绝命电”：

“敌军今晨攻破北门，巷战已起。我军伤亡殆尽，无兵可挡。誓尽军人职责，为国捐躯，不负委任，此电为诀，来生再见。”

电文署名人为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及四位师长。

该电报通过两个渠道发往重庆：一是由芷江机场转送，二是通过长江以南的无线电台网发送。

方将军、参谋长孙鸣皋和周庆祥一直商讨到深夜。望着成千上万因缺乏药品而只能等死的伤员，以及霍乱的迅速蔓延，他们意识到，是安排停火的时候了。

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守军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

当衡阳失守的消息最终得到确认并传至重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此恸之深切透骨，生平未有。”

随后，他立即下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集体默哀三分钟，向第十军为国捐躯的将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第十军的五位主要指挥官都被授予了中华民国军队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 两位师长葛先才与周庆祥的勋章在战斗期间由空军火速空投至前线，以示慰勉；
• 剩下三位：军长方先觉与师长饶少伟、戎克桢，则在战后自日军俘虏营中脱险后获得正式授勋。

早在1944年7月至8月战事仍在胶着之时，多家中国主流报纸就已高度赞扬衡阳守军的英勇事迹，甚至将衡阳保卫战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战后，社会舆论普遍称方先觉将军及其官兵为“民族抗战精神的化身”。《大公报》评论指出衡阳保卫战的重要意义：

“它不仅令敌人付出沉重代价，更为全体中国军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毛泽东于1944年8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衡阳守军英勇，衡阳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牺牲。”

1946年2月17日，日本投降六个月后，蒋介石命令第十军第十师原师长葛将军回衡阳收集战死者遗骨，建立英烈墓地。在六十多名幸存战士的协助下，葛将军带领的队伍坚持认真工作了四个多月，挖掘出头骨和骨骼，清洗干净，洒上香水，整齐地安放在张家界山坡上——这里是战斗最激烈、最惨烈的地方。葛将军还聘请摄影师为此事拍照留念。八周后，建成骨灰堂，竖立白色大理石碑，碑文为：“衡阳战役第十军战士墓”。

尽管衡阳城陷落，但日军伤亡远超守城的全部中国军队人数。此役被形容为“世界军事史上最小战场上进行的最惨烈、伤亡最多的战斗”。日本军事史学家将其比作日俄战争中最艰苦的战役，称其为“华南的旅顺战役”。当时一家大型中国报纸将其比作斯大林格勒战役。【9】

衡阳能守到这个地步，大大超出了蒋介石原先的预期。

到了7月下旬轮到东条英机哭了。日军在衡阳城下受阻，造成了又一次东京的政治地震。当时，由于6月20日的菲律宾海海战失利，东条英机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面临辞职压力，急需日军再来一个大胜利方能保住首相的位子。为此，东条给横山勇下了死命令。日军被迫重新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几天下来，日军只向前推进了2公里。直到7月底，日军仍无法攻下衡阳。此时，日本又在缅甸和塞班岛连遭惨败，天皇终于对于战局感到震动，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东条被迫辞职。

衡阳战役是日本最大规模华中战役——一号作战中的一次重要攻防战。
尽管中国军队处于绝对的兵力劣势，他们坚守了47天，伤亡约3万人，而日军则损失超过8万人。

8. 滇西缅北战役（1943-1945年），打通了连接西南中国的滇缅公路

这是一场规模较大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战役，发生在中国云南省与缅甸北部交界地区，始于1943年12月初。战役的目的是开通中印公路。1945年3月底，中国远征军、英军和梅里尔游击队在缅甸木姐汇合，同时日军失去了北缅要塞。【10】

盟军由中国、美国和英国部队联合组成，其中中国参战部队包括驻印中国军和中国远征军。战役总指挥是国民党军队的魏立煌将军，美国陆军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担任副指挥。日军主力为日本驻缅甸前线部队，战役指挥官先后为川边正一、木村兵太郎及田中清等。盟军兵力约20万至40万，日军约9万至15万。

滇西缅北战役持续一年半，盟军付出8万余人伤亡代价，歼灭日军3万余人，削弱了其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破坏了日军的通信和供应网络，重新打通了连接西南中国的滇缅公路，收复了云南西部澜沧江（怒江）以西失地。

这次战役标志着中国、英国、美国及当地盟军部队的成功合作，促进了中缅印战区内更好的协调与联和行动。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攻陷缅甸，立刻准备进攻滇西，期沿滇缅路陷全滇，威脅重庆。1942年5月4日，日军攻入龙陵，同时派出飞机54架，对保山千年古城實施猛烈轟炸；10日日军侵入边城腾冲。至此，由于英印联军表现不佳，怒江以西大片地區落入日軍手中。中国远征军71军依怒江东岸设防据守，多次挫败日军东进企图，遂稳定了战局，并与之隔江对峙两年之久。

当时，曾经是中国唯一陆上国际运输动脉的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大量运往中国的军需物资只能由美国空军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运输十分困难且缺乏安全保障。为了夺回滇缅公路的控制权，驻印中国远征军六个师与英印联军于1943年10月底联合发动对缅甸北部日军的反攻，并取得初步成果。次年4月17日，中国远征军实施了过江反击计划。

缅北滇西战役历时一年半，盟军以阵亡31,443人、负伤35,948人的代价，毙伤日军30000余人，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并收复滇西怒江西岸全部失地。

这场战役是中国远征军、美军史迪威将军和英军的联合行动，旨在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它彰显了中国在盟军作战中的国际贡献，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盟军战争努力中的重要角色。

9. 抗日最后一战，湘西会战（4/1945 – 6/1945）, “江口一捷，再无日寇”

1937年7月，在军事冒险主义的刺激下，日本内阁通过了全面侵华的决议，开始了长达8年的侵华战争。

但其实才打在1938年底，日本因国力不支，就想用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但被重庆国民党政府严厉拒绝。

冈村宁次早先曾和国民政府秘密和谈，他向蒋氏提出日军撤回伪满，中日停战的条件，但被拒绝。

冈村宁次认为蒋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想用军事压力迫蒋氏就范。

此前一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中美联合航空队（即“飞虎队”）进驻湖南西部的芷江机场，充分发挥远程轰炸机B-29的极大杀伤力，对侵华日军阵地和日本本土重要军事地带进行轰炸，令日军心惊胆战。

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拿下芷江，然后进攻湘黔公路，向重庆施压，最后再给蒋氏一次打击，希望能解决中国战争。”

1945年4月，日军第20军领到进攻湘西的命令，坂西一郎中将担任总指挥，日军第34师团、第47师团、第116师团、第64师团一部、第68师团一部分三路进攻，共10万大军围攻芷江。

湘西会战是中国军队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标志着中国军队正面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这场战役主要围绕争夺芷江机场展开，芷江机场在当时是远东第二大机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9.1 1945年春天以后日军和国军素质和装备的比较

武器装备方面，侵华日军自1937年起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三八大盖、歪把子、掷弹筒还是步兵的三件套。日军当时非常缺少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只不过一线步兵多了几门迫击炮。

以往日军在进攻时非常依仗空军和战车，和1937年相比，日军空军在中国战场的数量、质量都大大下降，在空战里被飞虎队克制，无法完成制空任务。

中国军队这边，虽说没有“脱胎换骨”，但因为1944年底滇缅公路重新打通，美国的武器物资源源不断运了进来，我军的武器也进行了换代。

以王耀武的精锐74军为例，该军下面3个师平均每个师能分到2000把卡宾枪，60多个火箭筒，1500多把冲锋枪。

师部直属一个山炮团，有12门山炮，每个团有团属炮连，配备8门迫击炮。

前线步兵一个排40多人有个“火力班”，能分到两门60mm迫击炮，火力比日军的掷弹筒厉害不少，这在以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更加重要的是，芷江空军基地里有500多架美国飞机在严阵以待，中国军队能控制战场制空权，这仗就好打多了。

中国军队以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担负正面防御作战，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也参加了会战，总兵力20余万人，飞机400余架。会战初期，中国军队实行防中有攻、攻防结合的战术，意在消灭敌之有生力量，阻敌于雪峰山东麓，使之陷于雪峰山纵深地带，并相机进行决战。

青岩战役是湘西会战的转折点。从5月1日起，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洞口的江口、青岩一带激烈交战，连续7天7夜都是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空气中都是硝烟的味道。几天之内，共击毙日军1600多人。当地老百姓都自发上前线，主动为中国军队搬运炮弹、装备。5月8日，中国守军在空军的配合下猛烈还击，日军狼狈溃退。

此役之后，中国军队全线反攻。“飞虎队”的战机不断从芷江机场起飞，对日军各阵地进行轮番轰炸；中国军队乘势出击，一路追击溃逃的日寇。至6月7日，中国军队收复所有失地，击败了日军的进攻。

9.2 战役结果

日军伤亡2.7万人，其中死亡12，498人，还有大约1，000人被中国军队围困后失望自杀，日军被全歼一个旅团还有四个联队，一个师团被重创。中国军队缴获迫击炮43门，榴弹炮13门，山炮5门，重机枪48挺，轻机枪240挺，掷弹筒260个，步枪无数，还得到了日军洋马1650匹。

中国军队方面伤亡2，0660人，其中阵亡7，817人（军官823人），约为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除此以外，中国军队还夺得日军军旗90多面，并且俘虏日军447人（军官42人）

9.3 芷江受降

芷江受降是指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芷江举行的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正式投降的仪式。

由于芷江机场的重要性以及作为湘西会战的战略中心，中国方面决定将日本投降的第一次正式仪式安排在这里举行.

日方代表由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率领，中方代表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主持。

双方在芷江机场附近进行了投降谈判，详细商定了日军的投降事宜。

虽然实际的投降签字仪式后来改在南京举行，但芷江受降作为军事上的受降，为后续的全面投降奠定了基础。

芷江受降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也象征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事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芷江受降后，中国战区范围内陆续进行了16个受降区、101个缴械点的受降工作，确保了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全面投降。

10. 参加诺曼底登陆的中国海军军官

二战历史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章节差点被当作垃圾丢进了垃圾堆。

2015年，一位摄影师在中国香港的一栋即将拆除的公寓楼内探访时，发现了一些来自中国前共产主义时期——中华民国时期的物品，其中包括一本1944年的日记。他在网上分享的照片很快引起了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关注。

这本日记如今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关于中国海军军官参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手史料。这本约80页的日记挑战了人们以往关于中国士兵仅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认知。日记的主人是林炳裕（Lam Ping-yu），一位理想主义者、爱国青年，191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富裕华人家庭，后来积极投身祖国海军。

1941年夏威夷珍珠港遭袭后，美国加入盟军对抗轴心国。林炳裕是当时被派往英国受训的24名中国海军军官之一。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们学习英语、技术知识以及英国海军的传统。

在诺曼底登陆期间，林炳裕与其他中国海军军官从法国海岸外的一艘英国海军的HMS Ramillie, 一条三万多吨的战列舰，用于海岸线轰炸任务以支援盟军登陆部队。但他们自身也面临危险，当时他们乘坐的军舰因位置刚好发生移动，侥幸避开了三枚德军鱼雷，林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极其幸运的”。这三枚鱼雷最终击中了一艘挪威驱逐舰。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这些中国军官被调往太平洋战区。但等他们几个月后抵达时，日本也已经投降。

11. 结语

此文叙述了抗日战争中一些难忘的战役。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约有1000万至1700万平民在战火中遇难，另有300万至375万军人在二十余场重大战役中英勇牺牲，总伤亡人数仅次于苏联，位居世界第二。

无论是在国内主战场，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还是在诺曼底登陆英国战列舰HMS Ramillie上，中国军人始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顽强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在美华人空前团结，积极支持祖国抗战；著名作家赛珍珠、蒋宋美龄夫人等人也在美国社会广泛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赢得民众与政界的同情与支持。这些共同努力，推动了美国于1943年正式废除自1882年起实施的排华法案，标志着华人地位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