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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闲言闲语 > 高分纪录片《高三》-2005年今日现状

2006年,纪录片《高三》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这是纪录片导演周浩的第二部片子,他在获奖后表示:“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几乎与每一个中国家庭,甚至是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故事。这部影片,每个人的解读方式各异。对中国有兴趣的朋友,我相信他们能读出他们想要的东西。”2004年初,周浩就试图以黄冈中学为蓝本拍摄一部关于高考的纪录片,遭到校方拒绝之后,在朋友的引荐下,周浩进入到了武平一中——位于福建贫困山区的一所高中。他说“选择这所学校、选择王锦春真有点像押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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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讲述了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7)班的真实生活;一群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少年,以及一位以帮助学生完成高考来确认自我价值的教师王锦春。周浩用了一年时间,以班主任王锦春为线索,平行地记录了“尖子生”林佳燕、“差生”钟生明、“早恋生”张兴旺以及学生的父母等人物的生活,影片呈现了在试图平均分配公平机会的高考体制中,学生们的叛逆与归顺、老师们的焦虑与教化。在命运的骰子落下之前,那些有用无用的知识、或高或低的分数、没完没了的考试,完全代替了他们自由的成长,几乎虏获了他们全部的青春时光。自1999年开始,中国加快了高校扩招步伐,文凭贬值,大学生就业困境也随之而来。在《高三》上映十二年之后, 我们重访纪录片中的主角,去看那些被虏获的青春换来了什么,命运的骰子是否落下。“尖子生”的北京生活 5月12日中午,在北京市西城区财富广场的咖啡馆,林佳燕准时出现了,她穿着职业装,身形消瘦,目光中有些人到中年的疲倦。十二年前,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林佳燕还是面庞黝黑,齐耳短发的朴素学生,她侧着身子偷听着上一届高三毕业班的报考消息,“638分报北大可不稳”,对于高分,她总是很敏感,却又总是不露痕迹。镜头里的林佳燕捂着耳朵大声地诵读政治课本,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开夜车读书,而她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孤独地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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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燕六七岁开始干农活,十来岁已经可以打零工了,帮母亲挑一天的砖,能赚十二块钱,贫穷让这个农家少女显得内向、不自信。在弟弟出生以后,家里更加拮据,但母亲告诉她:“妈妈拼了命也会供你读高中,考大学。”纪录片的结尾,林佳燕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对外汉语系,这是一所985级别的名校,按理说,母亲的愿望已经成真了。初到大学,同学们依据兴趣爱好迅速地成为朋友,角落里的林佳燕虽以高分被录取,但在特长/爱好一栏却空空如也。她又比许多同学多填写了一张表格——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她通过做家教来挣取生活费。一次,她为了鼓励一个略显疲倦的小学生,就对着学生的一双修长的手指说“等高考结束了,你可以去学钢琴。”没想到学生的钢琴早已经过了十级。林佳燕一时语塞,想起了自己只有学习与农活的童年。她也一直关注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她告诉搜狐号《后窗》:“我听说重点高校针对农村学生都放宽录取了,我觉得这是教育资源趋向公平发展的开端。”她说的放宽录取是指教育部在2015年下发了关于“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教育部规定了重点高校面向农村贫困地区招生人数为5万名,服务对象是832个贫困县。不少媒体联系林佳燕,希望她再谈谈《高三》之后的命运变迁。林佳燕总是婉拒,并不是因为她性格内向,而是“在北京十二年了,我还在为生计奔波。如果说改变阶层,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和运气才行。”2009年,全国611万大学生毕业,这是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第一次超过600万,林佳燕就是其中之一,她选择留在北京工作。这一年的《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指出,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环比上一年下降11%,为2746元。并明确地指出,家庭阶层差异影响学生就业,在就业质量上,来自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家庭的毕业生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名校生,林佳燕的月薪只有2000元出头,还不到平均薪资。为了省钱还助学贷款,她住在月租500百元的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空气潮湿,她永远记得自己裹在发霉的被子里,而床下是一阵阵老鼠啃木头的声音。她记得一次给母亲打电话,聊得久了些,母亲就责怪地说:“没有事情不要浪费电话费。”而重要的事情就是她的弟弟辍学了,她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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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行业工作了几年,林佳燕的月薪终于过万,她也想在北京安家,但高高在上、还一路攀升的房价,让她可望而不可及。她盘算过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一个小区,2005年的均价在一万左右,2009年就到了3万,如今在7万以上。当社会上的资产性收益远远大于劳动性收益时,阶层就开始慢慢凝固。

  2014年,林佳燕嫁给了同在北京工作的同乡,为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们租下了北京昌平的两室一厅,月租近五千,北京买房无望,林佳燕与丈夫在老家龙岩交了新房的首付,每月按揭之余还要负担父母的养老,儿子也一天天地长大。“孩子跟着我们在这里北漂,他没有户口,最后还是要回老家走高考的路。”

  她在北京也有一些过得不错的老乡,有的人早年靠着父母在北京买房落户,有的人已经决定了孩子以后去国外接受教育。他们都在努力让下一代摆脱与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命运。而林佳燕却清楚,自己的儿子多半要重新回到武平,继续自己曾经在《高三》里的故事。“差生”的逆袭,在纪录片中,钟生明是“差生”的代表。钟生明在宿舍旷课睡觉,半夜翻墙去网吧打游戏,在父亲与老师的对峙中摔门出走,对于这种“坏”,王锦春至今还耿耿于怀:“他说他打游戏能赚八九千,这不是笑话吗?”钟生明确实挣钱了,只是这种方式,王锦春已经不能理解了。钟生明和同学帮别人代练游戏账号,他们获得的游戏币可以兑换成人民币。高考失败了,但他和同学赚了四五万元。在普遍贫穷的班级里,他成了班级里最早用上手机的学生。

  如果说林佳燕是当年那个班级里的一,那么在另一端的钟生明,则是班里那个不重要的零。钟生明并不笨,他上初中时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但乡镇学校的教育水平与县城的水平有差距,他记得初中的不少科目的老师都无法凑齐。“钟生明入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可能是因为从农村上来(县城高中)跟不上,巨大的落差感让他厌学。”王锦春回忆,高一入学时学生的座位号根据名次确认,钟生明的座位号是7。他知道玩游戏挣钱需要密集的熬夜与飘忽的运气,他也想走出大山,他也知道人生很长。2006年,他在泉州复读了一年,考入了一所在泉州的三本大学。进入了城市,钟生明的视野开阔了起来。在工商业发达的泉州,大学里的一次偶遇让他进入一家知名物流公司。当时,电商刚刚起步,物流业在泉州还没显现出繁荣,钟生明是公司内为数不多的员工之一,靠着电商的高速公路,钟生明成为副总经理,带了一百多人。2010年是阿里巴巴创造“双十一”购物节的元年,也是钟生明的毕业之年,网络购物进入新的时代。他记得自己和老板一起扛箱子,包快递和装货,一天的流水就达到了八千万。接下来的一年,团购的兴起让钟生明的事业直线上升。据钟生明的朋友说,钟生明的学习能力很强,常常琢磨行业的诀窍。在物流公司摸透了电商行业,就转行做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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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的很多高管白手起家,身价千万。我也已经比我出去念大学回来教书的弟弟过得好了。”钟生明有时也羡慕教师职业受到的社会尊重。钟生明生活和工作都在泉州,他并不知道在北京的林佳燕过得怎么样,但对尖子生和北京还是有些羡慕与想象,“她不一样的,留在北京的人见过的终究比我们多。”他还是后悔“如果能考上北京,那平台又不一样了。”钟生明已经有在泉州买房子的打算,他想把在武平的母亲接过来生活。对于那段武平的高考岁月,钟生明有些不堪回首,但他的手机锁屏密码正是他高中三年来的座位号。沉默的大多数

  当年留书出走的张兴旺,现在每天往返五十多公里的车程上下班,他留在了武平,是十坊镇的一家线路厂的技术小主管,另外,他还是三个孩子的家长。中等生是最不易被老师和同学记住的群体,他们似乎比别人更辛苦,但既没有优等生的成绩优异,也没有差生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关注,似乎不论多努力,最终都要落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张兴旺本身就内向,结果刚上高一,母亲再婚,张兴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显然对于那个极为平庸的高考结果,中等生是能够感知到的。在距离高考还有十四天的时候,张兴旺坚持不下去,他留书出走,成为了“坏学生”。虽然班主任王锦春最终把他劝回学校,他也考上了一个私立大学的中文系。张兴旺并没有钟生明灵活和运气。2009年,他大学毕业,投出的简历如石牛入海,第一份上手的工作是在厦门打豆浆。这是一份和中文完全没关系的工作,在豆浆机旁打豆浆促销,张兴旺每天累得腰都伸不直。三个月之后,他便转去做市场营销,同样与中文专业毫无关系,工资还不到2000元。在城市的不如意与婚龄的逼近,将张兴旺逼回了武平。他也想过留在厦门,当年厦门的房价就在9000元左右,而现在的武平县的房价还未到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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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武平的张兴旺,进入工厂从事技术类行业,同样,还是与中文专业毫无关系。张兴旺从事的CAM工程师,被很多人认为小学学历就可以胜任。有一次,张兴旺负责招人,他问对方英语四级过了没有,对方很吃惊。“啥是英语四级?”媒体找张兴旺是在两年前,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计划着多赚点钱,像其他有钱人一样,把孩子送去城市读书,到龙岩甚至去厦门。但他最后的梦想被第三个孩子的降生彻底扑灭了,不断的加重的负担挤压着他对孩子的教育梦想。“现在就是心甘情愿,留在武平。”张兴旺吞吐着烟雾说。张兴旺仍会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参加高考,但对比自己的命运,他还是把“让孩子开心”放在了前面。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南方的山雨打落了一地白色的梧桐花。张兴旺盯着路边的花瓣说:“春天百花开,已经注定秋天结不一样的果。每个人的命都是注定的。”

  武平的天路,王锦春带了26年高三,在纪录片出来之后,被邀请到全国很多地方去讲课。“我也很焦虑,很多尖子生都跑到龙岩市、甚至福州、厦门去上学了,那边的教育资源比我们这里好。武平一中是出状元的学校,拿什么来保住状元呢?”2009年是武平县高考的最后的巅峰。那一年武平一中包揽了福建省文理科的双状元,仅高三两个实验班就有47名学生考入全国排名前20所的重点大学。在那之后,武平一中仅在2016年有一名学生被保送至清华,同样在地形闭塞,经济欠发达的龙岩市的其他各县区也日趋沉寂。为了留住好学生,捍卫“名校”的尊严。武平一中开始选拔初三的尖子生,组成实验班,提前进行初中到高中的过渡培训。“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王锦春把这段写了29年的话又一次写给了即将成为武平一中新一届的实验班,他们稚嫩的面孔被老旧的吊扇吹得模糊,仿佛回到十二年前的高三七班报道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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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希望我能上北大,”穿着白衬衣的男生侧过身小声地说,“我看过那个纪录片,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像我们这种家庭……不高考现在连地也没得种。”他的模样与当年张兴旺相似,戴着黑框眼镜,本子上记着密集的笔记,并在“从高一打基础”上面画了重重的线。十二年,高考是武平人眼中的走出大山的救命稻草。现在,则是这个贫困县高级中学的超级任务。在武平一中的走廊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高三学生在走廊快速噎下一个饼,就匆匆走进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已经不到1个月了。“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十二年前,王锦春以“杀身成仁”的气魄来朗诵这段话以鼓舞学生通过高考走出武平,而那段话的作者是诗人汪国真。现在,他常说的是“现在基本都能上本科,你们最次要考上‘985学校’才有出路,因为没人在乎穷人的自尊。”他说,后半句的出处是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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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来,《高三》出现在中国许多高中毕业班的投影仪里,网络的播放量超过上百万,在武平更是放映了许多遍,学生们在电影里寻找武平的今昔变化,有些变了,有些又没变。王锦春在电影的开头的那一段对白“你说铁路,铁路也不从我们这边过。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也没有。这样的地方,要说资源也没什么资源,待在武平能有什么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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