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為什麼發生,為什麼蔓延的原因:我的意見推行不了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表現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主要來自高級領導幹部中的對運動的“阻力”，中央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舉行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文化大革命」，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為煽動“造反”、揪斗領導幹部製造依據。林彪還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是在會議的開始階段，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卻仍然表現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於是，由剛剛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擔任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出場，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扮演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陳伯達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作為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批判”。

陳伯達在講話中，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惡意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極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紛紛在發言中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政治委員，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10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後，作了正式講話。指出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毛澤東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此時，他認為中央的問題已經解決，劉、鄧及許多幹部的問題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他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許他們革命。還對與會者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還宣佈：“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違心地作了檢查。劉少奇在檢查中檢討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50天以及歷史上的「錯誤」，沒有諉過，敢於負責。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即便他作出違心的自責，也已於事無補。鄧小平在違心地檢討「錯誤」的同時，為了保護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採取了把所有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氣，躍然紙上。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志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面對面談心一般。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划著一系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內突然貼出一大批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字報。11月8日，聶元梓也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列罪名，有大反個人崇拜，公開「鼓吹」在農村恢復單幹，反對「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後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如此地步，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這時，鄧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會議的權利，只能整天坐在家裏看一些送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內容上來說，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對於未來的政治命運，鄧小平採取等待的態度。這也只能是他在當時形勢下可以採取的唯一選擇了。

實事求是地看，無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賞、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躍進」以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決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堅決糾正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使毛澤東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開始產生不滿。這種不滿日益加深，並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演變成為進行人事更替的決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在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還沒有想徹底去掉鄧小平，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據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林彪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與對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這種不同，對於如何處理鄧小平，是相當重要的。在林彪費盡心機打倒劉少奇以後，鄧小平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工於心計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鄧小平，還必須不斷加緊加重對鄧小平的攻擊和批判。與此同時，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受到批判，但還沒有被徹底打倒，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便聯合林彪集團，策劃於密室，企圖掀起一場更大的波瀾，欲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於是，一場由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精心策劃的陰謀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