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的末日:荒唐的1958年除“四害”运动,清零

1956年1月7日，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召开了打麻雀突击运动动员大会，号召北京市青年从1月7日起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清零麻雀”的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粮荒。 

1958年《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将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以除四害的运动掀起高潮，“打麻雀”成了全民运动。《人民日报》指出这是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郭沫若赋诗《咒麻雀》讴歌，四川天府之国还发明了大兵团作战方式，全国力争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北京也没落后，召开了“除四害誓师大会”，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副市长王昆仑任剿雀总指挥，带领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1958年4月，北京石油学院学生投入到万寿山的的捕雀「战斗」。

其实在全民打麻雀的开始阶段，就有科学家提出过反对，毕竟麻雀吃粮食有限，更多的是吃害虫。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就专门举例说明了打麻雀的害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44年动员全国消灭麻雀，但之后普鲁士发生了大规模虫害，农作物受损严重，不得不从国外运来麻雀。反对打麻雀的科学家朱洗在1962年病逝逃过一劫，但几年后还是被掘坟曝尸。

到60年，这件荒唐事干不下去了，全国闹饥荒了，“打麻雀运动”这才不得不喊停了下来。今天向麻雀道个歉。

1958年“大跃进”之初，我亲历、亲见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八亿人民总动员除“四害”的运动。时间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对残害、灭绝鸟类的一幕，记忆犹新。

那是1958年元月初，四川成都市公安局和西城区政府将管制的100多名右派分子发配到雅安县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我和区政府的下放干部蒋福元分配到风鸣乡顶峰社，来到几间土打墙的茅草房。主人叫唐国民，是木匠，新盖了一间小巧玲珑、别致典雅的吊脚楼木房。我和蒋福元共住，窗前一张小木桌，推窗见山。

劳动一段时间才知道，农村已经把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了，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集体出工、收工。不准私人养牛羊猪等牲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农民私有制的尾巴已割掉，全山村未闻公鸡报晓，不见母鸡下蛋，听不到狗吠，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得十分彻底。

一天，突然接到通知：队长、下放干部和右派分子以及农民代表去顶峰社开大会。会上由社领导张书记讲话，他说：“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动员全国人民除‘四害’，要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接着，张书记按上级精神列举了老鼠、麻雀每年要吃掉多少粮食的罪状。消灭“四害”，人人有责，每天要分类上报除“四害”的成绩。麻雀按只计算，老鼠交尾巴为数，苍蝇、蚊子要实事求是上报。他又说，“消灭麻雀的办法是，轰、打、毒、掏几种办法。等两天大人娃儿齐上阵，上山轰赶和打麻雀，用麦子、稻谷、苞谷面拌农药毒麻雀，大人用汽枪打，小娃儿用弹弓打。还要上房、爬树掏麻雀窝。”讲到这里，下边有人悄悄议论：苍蝇、蚊子见到就消灭，这个数字随便上报也无从考证。唯有老鼠、麻雀到处都有，但又难于消灭它。老鼠以尾巴为数，麻雀以整只为数，实在无法瞎报。现在吃的粮食都不够，哪还有苞谷面粉拌农药哟。

有位妇女带点嘲讽口气地问：“张书记，吃了饭上山打麻雀，地里水稻要侍候，旱地的庄稼也要除草、施肥，不忙农活上山打麻雀，是哪个的命令呀？”张书记提高嗓门大声回答：“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我去县上开了除‘四害’动员大会，领导说到了那天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机关都停止办公，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谁不参加除四害，以破坏除四害运动批斗。”提到上纲上线，在场的人都害怕了。

“哪天完成任务？”有位妇女又问。张书记说：“要把麻雀消灭光了才结束！”又补充，“轰赶毒掏麻雀那天，你们把家里的锣鼓、铜壶、铁铲、锅锅、碗碗、盆盆、罐罐凡是能敲出声音的东西都拿出来用，边敲边呐喊。工具不够，各队让木匠锯一节竹筒，中间掏条缝，做成梆子用木棒敲。跑不动的老人、娃儿就在自家院子，房前屋后赶麻雀、打麻雀，用筐子、簸箕、笼子关麻雀。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麻雀。到了那天，不分男女凡是青壮年全都上山，各小队分片包干，在树林、竹林、田边、地头、山坡、河边，有树、有竹林和有苞谷、红薯、水稻等庄稼的地边，都要派人把守，不能让麻雀有休息、找食吃的机会。”

1958年8月15日这天，全国人民总动员，消灭麻雀的运动在全国城乡展开了。农民们都在议论，在农村山区，树木多，竹林多，农田、草原、荒山，到处有湖泊、河流，天上飞的东西咋消灭呀？

8月14日这天，我们小队开大会，队长分配任务，他说：“从明天开始，家里有老人有娃儿的妇女，就在附近的山上、竹林驱赶麻雀，中午轮流回家做饭。冯树徳去对面山上，王建基去东边山上，你俩年轻，那两处山高树多，由你二人负责。”所有的山坡、河沟和有农作物的地里，都有人看守。队长最后大声强调：“每天天亮我敲钟就上山，天黑收工，远一点的地方自带干粮，中午不回家。不能让麻雀有休息、找食的空闲，要认真负责，不准偷懒。我要来检查，如果发现你在山上没有敲盆、敲竹筒，没有吆吼，扣你三个月工分。”

这天早晨，天微明就听到铁片钟咣当咣当敲个不停，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上能敲出声的东西走出家门，我带上一个苞谷饼，拿个竹筒边走边敲、边吆吼。过沟进冲，翻山越岭，来到我负责的山头树林里。刹那间，满山遍野，人们齐声呐喊，咚咚锵锵锣鼓声，叮叮当当敲盆声，呯呯嘭嘭竹筒声，嗵嗵哐哐汽枪声，嚬嚬嘣嘣簸箕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声响之杂之响亮，胜过任何音乐演奏会，吓得鸟儿满天飞。飞累了，落在树上、地边，又被人们的敲击声、呐喊声赶跑了。无论它们飞到哪里，都无法停留休息片刻，更没法找食。不仅仅是麻雀，什么喜鹊、斑鸠、黄莺、杜鹃、白鹭、白鹤、蓝翡翠鸟、乌鸦、野鸽子、燕子、啄木鸟、相思鸟等等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以及猛禽老鹰、秃鹫、猫头鹰等许多珍稀鸟类都在劫难逃。我负责的山坡路远树多，开始那天带一个苞谷饼，下午肚子饿了，嗓子也喊哑了，就坐在树下有气无力地敲打竹筒。因为山高路远，估计队长不会来检查。第二天带两个苞谷饼，好心的房东唐木匠特为我做了一个大竹筒装水喝。

经过三四天折腾，所有鸟类，不能休息，不能下地觅食，又累又饿，早已精疲力竭，从树上、从空中纷纷坠落下地，我们小队无人没抓过奄奄一息的麻雀、八哥、乌鸦、斑鸠、野鸽子。麻雀交到队上，其它鸟都用来改善生活。有些娃娃掏了好多鸟蛋煮着吃，因此，赶鸟、打鸟的积极性很高。

经过五六天早出晚归轰、打、毒、掏的折腾，不仅麻雀绝了踪迹，其它鸟类也很少见到了。真是“夜夜梦鸟飞，清晨没鸟啼”啊。而在我们乡下，真正害人的苍蝇、蚊子、老鼠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据报载：全国总动员除“四害”那几天，中南海驻地的机关干部也不例外，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院内轰赶、掏打麻雀，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

除“四害”运动结束后，见乡上一夥青年人和看热闹的娃儿，敲锣打鼓，用背篓背上各队送去的麻雀，用细麻绳把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一串串像鞭炮一样套在竹竿上（这样可以显得数量更多），送到区上、县上巡回展览，作为除“四害”的成绩向上级报喜。作者：王建基来源：公众号《文史天地》原题：《1958年我经历的全民除“四害”》

《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是大文豪郭沫若于1958年4月21日刊发于《北京晚报》的诗篇《咒麻雀》，充满时代气的打油诗至今读来令人哑然失笑，而对无忧无虑的小麻雀而言，1958年春天的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的修罗场。

看看院内树梢上的麻雀跳跃嘻戏，自由自在的飞翔，不禁想起来了上个世纪，为了地里的庄稼不受麻雀侵害，全国人民开展打麻雀的运动，集中统一，领导有力，声势浩大，可歌可泣，全国一盘棋，敲锣又打鼓，麻雀就是惊弓之鸟，不停的飞啊飞啊飞啊，累死了一批一批，灭四害大运动，就要有“杠精”精神，麻雀遇到杠精，终究逃不掉死亡，不过最终也没有灭种麻雀，现在崇尚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麻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一段历史，年轻人不一定相信，但他却是真实的存在。

【麻雀清零战】上个世纪，麻雀一度被认定为跟老鼠一样是四害，是粮食是少产的罪魁祸首，放在那种一穷二白的年代，糟蹋粮食简直可以饿死人，可见麻雀真的是罪大恶极了。一声令下，全民开展打麻雀运动，全国一盘棋，敲锣又打鼓，累死麻雀一批又一批。结果麻雀总算见不着影子了，但粮食不仅没多出来，还少了：原先被麻雀吃掉的昆虫开始亲自糟蹋粮食，不劳麻雀下场了，原先被麻雀吃掉的草籽也长成了杂草，跟庄稼争夺领地。接着就“三年自然灾害”了，大量的人口被清零了。最后无法收场，只好找苏联进口了一大波麻雀……

人劫：权力一出“笼” 人折腾鸟摊事 全民灭鸟运动带来直接灾害   　　 在大洋彼岸，麻雀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在1860年前，美国本土没有麻雀，农作物常遭虫害，后来从欧洲引进麻雀，终于抑制住虫害。为感谢麻雀，知恩图报的美国人民在波士顿专门为麻雀建立了一座“麻雀纪念碑”。而1950年代中国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却带来了很多严重的后果。

鼓励为曹操翻案 不愿为麻雀平反 　　1959年初，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历经“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学革命”、“批判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运动之后，此番 “为曹操翻案”，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资料来源：经济观察网） 　　而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科学家朱洗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   1960年报告：麻雀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中国的麻雀注定要大伤元气。千百年来，麻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就是“害鸟”。“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就连《诗经》也以“雀穿我屋”比兴一个男子在求婚时的蛮横行为。人们期盼的鸦雀无声的结果却导致了一场灾难。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资料来源：《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1年，人民出版社）   鸟界惨剧 人间悲剧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一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 　　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而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 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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